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各种新思潮的涌现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或成立社团，以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当时，鼓吹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先后出现400多种。这些刊物的绝大多数都宣称以改造社会为宗旨，有的还在文章中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
　　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渐次扩大，因此，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以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新思潮来势汹涌，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当然，潮流涌来时难免泥沙俱下。五四时期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这时的情况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1]。但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2]，并不十分清晰。对这些主义和学说，他们正在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希望能从中找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
　　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在1919年底曾经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他们遵循工读互助主义的学说，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一类小团体，过起“共产的生活”，并希望把工读互助团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然而，这种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好景不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类组织都因遇到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解体。
　　与实践“工读互助”相类似，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的做法，也在中国进行“新村”试验。同工读互助团的命运一样，这些中国的“新村”也是昙花一现。
　　“工读互助”和“新村”试验的失败，对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们，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许多参加“工读互助”和“新村”活动的青年开始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3]。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径。这就为一批进步青年认识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谬误，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但他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他们的介绍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在同一年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5]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与以往一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除李大钊外，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几位进步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一年后，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6]。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寄回国内出版。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对国内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杨匏安从日本回国后，于1919年10月至12月间连续发表文章，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要点及其创始人的生平进行了介绍。他在同年11月至12月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又一篇比较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外，李汉俊回国后也发表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7]。苏俄政府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也吸引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关注苏俄的内外政策。这对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此前后，《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这样集中地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罕见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周评论》在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　的内容时，编者还加了这样一段按语：“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1847年的11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8]
　　到这时，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有人描述这种情形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注)；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9]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著名的“亢慕义斋”(“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就是这个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在上海，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还有一条特殊的渠道和一支特别的队伍――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还有一些人去了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直接接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在那里认真学习和探求真理。他们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推求，最后作出自己的抉择，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通过通信等方式，向国内思想界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一些原来由学生和华工组成的以“工读”、“互助”等为信条的勤工俭学组织，也转向信仰共产主义。其中在勤工俭学励进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工学世界社，于1920年12月底召开大会，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主要观点。在唯物史观方面，他们介绍了社会的发展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矛盾运动等观点。在阶级斗争学说方面，着重阐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定义，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不同的观点，以及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建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等基本思想。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着重围绕资本的本质，介绍了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生产过程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一部分，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观点。此外，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也进行了介绍。
　　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介绍，使人们对这一科学理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同时，他们又认真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比较，使人们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他们的介绍和传播，引起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极大兴趣。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在玩弄新的词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作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金线”。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条件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没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但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这些新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的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长
　　五四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经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劳工为伍”的实践，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批先进分子中，李大钊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并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19年12月，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陈独秀过去主张仿效欧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时抛弃了这种主张，认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人幸福，简直是妄想”。1920年5月，他在上海积极组织工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9月，他发表长篇论文《谈政治》，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即英文Democracy之音译，意为‘民主’――引者注)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些言论和活动表明，他已经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从事革命活动。同年，他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五四运动后，他主编《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1919年12月他第二次到北京，热心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一直逗留到7月，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在北京和上海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到1920年冬，他从理论到实践上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从日本回到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以宣传群众，指导天津的学生运动。他作为天津学生的代表，两次进京请愿，与北京学生一起进行斗争。1919年9月，他发起成立觉悟社，介绍和研究新思潮。在1920年1月29日为抵制日货所进行的请愿斗争中，他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在被拘留期间，他向难友们作了五次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其内容有：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史等。1920年11月，他前往欧洲留学。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经过对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他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终抛弃旧的主张，同样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先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青年学生的思想转化方面，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起了重大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后，各地新生的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的社团就有281个，1920年又有所增加。这些社团大都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弘扬民主和科学为己任，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研究和宣传新思想。它们摆脱中国旧式会党的组织方式，实现了在传播新思潮基础上的联合。由于信仰的不同，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同，人员构成的不同等原因，众多的社团后来发生了分化，其成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地砥砺自己，一步步地成长起来。这样，就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
　　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论争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极端恐惧。他们给它加上“过激主义”等罪名，竭力阻止其在中国的传播。北洋军阀政府和各省的军阀统治者都曾发布命令或张贴布告，要求“严防”和“查禁”“过激主义”，并查封不少进步报刊，但这并未能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过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适反对人们谈论各种主义，实际上是在这种说法之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扬改良主义，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革命就能够解决他所说的一个个问题。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着社会阶级斗争才有这种学说的产生。他后来自己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10]。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于1919年8月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他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他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因此，谈主义是必要的。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李大钊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它在其他一些团体内也进行过，在不少出版物上也有反映。许多进步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但赞同胡适或者具有类似观点的人也为数不少。在这场论争中，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他们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阐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张东荪在陪同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过程中，发表文章，对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十分信服。梁启超于1921年2月撰文，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连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与胡适不同，他们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11]，赞成社会主义理想，但又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张、梁两人提出的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虽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他们只是消极静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明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获得正常的充分的发展，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才能充分发展实业和达到国家富强的道理。他们抱着恐惧的心情，极力反对在中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是错误的。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纷纷著文，反驳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言论。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遭到本国资产阶级、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而且遭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中国遭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现状，“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12]。在中国，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的团体，建立共产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条件。他们还指出：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13]。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只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
　　这场论争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和需要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以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为名而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们，既无法说明在中国当时条件下如何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又无法抹煞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事实。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下，只能败下阵去。
　　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他们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在矛盾激化中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肯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强调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论争中也有弱点，如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没有看到在中国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他们不懂得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时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为反驳这种观点，只是斥责资本主义的弊病，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是不够的，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国情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提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具体主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不足，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逐步得到了解决。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时，还批驳了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状，具有反抗旧的社会制度的愿望。无政府主义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很适合他们的口味。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无政府主义者在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方面，在帮助人们了解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过程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并在反对中国反动政权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这种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等问题，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们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论证无产阶级国家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指出对于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国家必须彻底推翻，而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则必须巩固和加强，这是由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者既肯定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积极性，又批判他们在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指出这种糊涂观点只能使他们在革命中走入歧途。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在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思想，并着重驳斥他们的“绝对自由”的主张。他们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次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规模较大，除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进行外，还在一些社团和进步青年中展开。许多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是进步的，是有强烈的革命愿望的。他们的错误是在探索过程中的认识上的错误。经过这场论争，除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外，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抛弃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论争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一步一步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过这场交锋，已初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救国救民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他们在确立自己的人生信仰和选择何种“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去。
　　注:
　　[1]《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5页。
　　[2]《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3]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4]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5]Bolshevism,即布尔什维主义。
　　[6]李达：《什么叫社会主义》(1919年6月)，《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7]苏俄政府后来并没有将宣言中的承诺全部付诸实施。
　　[8]《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4月6日。
　　[9]《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年2月25日。
　　[10]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27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5，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45页。
　　[11]基尔特社会主义来自英国，它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需要的，依靠职工的行会组织就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这是一种借社会主义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欺骗工人阶级的思想。基尔特是英文Guild的译音，意为“行会”。
　　[12]《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
　　[13]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1921年3月20日)，《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