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德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一些生产部门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工业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高，并赶上和超过英、法等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俄、日、意、奥等原来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经济实力也有明显增强。其中，俄国和日本经济发展迅速，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跻身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
　　随着经济实力消长的变化，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求打破原有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由于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原料产地及输出商品和资本的市场，因而竞相掠夺和侵占殖民地，或从别国手中夺取殖民地，就成为20世纪初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争斗的焦点。
　　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争夺殖民地问题上矛盾的激化，它们之间从1914年开始，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
　　这场世界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即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日本、美国随后加入)与德、奥、意(后退出)为首的同盟国集团之间，为争夺和重新瓜分殖民地所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德、奥两国遭到惨败，被迫投降；英、法、俄三国的实力大为削弱；只有美、日两国在战争中得到不少好处。
　　这场战争改变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格局。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场厮杀，暂时放松对中国侵略的时机，夺取了德国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并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1915年，日本政府向北洋军阀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死后，日本又扶植段祺瑞政府，并通过“西原借款”[1]和其他一笔笔巨额贷款，获得了过去连袁世凯也不敢让与的许多特殊权益。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和日本政府先后签订旨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规定日军可以在“共同防敌”的名义下，大批开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并可以指挥有关的中国军队。在此期间，段祺瑞政府聘请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并由日本派军官训练中国军队，使日本在华侵略势力迅速膨胀。这就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加深了日本同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从而也加剧了国内军阀之间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和弊端暴露无遗。战争的空前残酷，欧洲参战国在战后的种种衰败和混乱景象，人民群众生活的极端痛苦，人们精神的极度空虚和颓废，使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完美优越的神话破灭。在战争期间，西方列强为了战争的需要，加紧掠夺中国的资源和战略物资，并征集大批人力到欧洲战场充当劳工。因此，中国人民也直接遭受到这场大战所造成的痛苦。
　　通过这场战争，中国的先进分子强烈地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失去光明的前途，并对西方文明价值产生怀疑和动摇，由此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和批判。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2]。他们还进一步表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3]这种反思，为中国先进分子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创造了有利条件。
　　俄国十月革命和欧亚革命浪潮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唤起了各国人民群众的觉醒，推动了各国革命运动的迅速高涨。
　　在俄国，工人和士兵于1917年3月(俄历2月)发动武装起义，推翻统治俄国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但国家政权最终落入由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组成的临时政府手中。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列宁的领导下，彼得堡的工人群众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反动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第二天，全俄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以及其他一系列维护工农利益决议案。随后，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各地相继建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它唤醒了西方的无产阶级，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西方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开始汇合，如海潮汹涌，冲击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堤防。从此，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的新格局。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掀起一场革命风暴。从1917年11月开始，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相继爆发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和武装斗争，建立了一批地方性的工人苏维埃政权。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工人运动迅速高涨。
　　与此同时，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工人罢工运动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也蓬勃展开。仅在1918年，美国就发生1500多次罢工事件，日本工人进行了400多次罢工斗争。同年，因米价暴涨，日本还爆发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自发斗争――“米骚动”，持续时间达50多天。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也迅速高涨起来。朝鲜汉城几十万群众利用参加国王葬礼的机会，于1919年3月1日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印度先后爆发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斗争。阿富汗、叙利亚、黎巴嫩、伊朗、伊拉克等国，也爆发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在土耳其，基马尔领导的民族独立斗争在苏维埃俄国的支持下获得成功，赶走外国侵略者，废黜国王，宣告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革命的胜利，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树立了敢于斗争、以弱胜强的榜样，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俄国地大人多，在沙皇统治时期政治腐朽，国情与中国有近似之处，而且与中国有漫长的边界相接。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明显地感觉到，俄国工农大众敢于冲破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明帝国主义的力量并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不再是孤立无援的。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侮而又在反帝斗争中屡遭失败的中国人民，由此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而又茫然无措的中国先进分子，则由此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俄国十月革命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危机中，敏锐地感受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并且很快在实践中得出向俄国革命学习、“走俄国人的路”[4]的结论。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欧美革命风暴的掀起以及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对各国革命斗争进行协调和指导。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承担起筹建这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任务。1919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筹备建立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的会议。3月2日，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共52人出席会议。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两位负责人刘绍周和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的名义，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列宁主持大会，并在会上作《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成立共产国际，并通过列宁所作的报告以及《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共产国际章程草案》和《共产国际宣言》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规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组织原则。
　　共产国际成立后，在指导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同时，也开始密切关注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情况，帮助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并积极支持和推动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
　　总起来看，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一步一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的先进分子历经千辛万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尝试过种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这些探索和斗争，虽然每一次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却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辛亥革命后，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迫切需要发动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而这场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为新的人民革命的到来创造了客观的社会基础。特别是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的冲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欧亚革命浪潮的高涨，则为新的人民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而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必然性，则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实现的。
　　注:
　　[1]1917年至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向日本政府公开或秘密举借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借款的总称。因日方由西原龟三为代表经办，故称“西原借款”。
　　[2]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6月―7月)，《言治》季刊第3册。
　　[3]陈独秀：《本志宣言》(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
　　[4]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