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陈独秀与《新青年》的创办
　　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此，孙中山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蓝本，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民国初年，内阁制、多党制、议会制等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也曾实行过。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人们曾以为足以救亡、并能使中国起衰振弱的种种措施都尝试过，结果却都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辛亥革命的流产，曾使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2]。
　　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社会上，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笼，它们利用社会上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与此同时，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大肆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这些东西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
　　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先进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
　　最先倡导并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该刊发表的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新青年》创刊时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评时政”，但这并不表明它不关心政治，实际上其作者明确认识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所进行的斗争，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们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实际上就是对旧政治的声讨。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他们不愿就事论事地议论现时的政治问题，而力图通过思想的启蒙促进政治的根本改革。
　　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意义
　　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上任伊始，即对保留着浓厚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京大学进行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广为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特别是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钱玄同、沈尹默等此前已在北大)，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这些改革的实施，培育了北大一代新风，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猛发展。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大基本口号，一曰民主，二曰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们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们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失败，针对群众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状况，他们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有两层涵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这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及自由民主权利等内容。二是指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尖锐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也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它主要是指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立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们强调要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间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指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学精神，国人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的一代新人。
　　新文化运动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引下，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在众多的领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
　　新文化运动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特别是被袁世凯所尊奉的孔教。先进的思想家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揭露三纲五常是“奴隶的道德”，忠孝节义是“吃人的礼教”，坚定地表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4]这些“离经叛道”的呐喊，把反对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空前的反封建运动。他们深刻地指出，封建伦理与共和制度是不相容的，拥护共和国体就必须反对封建伦理，从而透彻地阐述了新制度与旧文化绝对不可调和的道理。他们把这个认识称作“吾人最后之觉悟”。
　　应该说，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对于孔教的这些批判，不仅是极其勇敢的，也是充满理性的。诚如李大钊所指出的：“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5]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较系统地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鼓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陈独秀随即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示声援。他响亮地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样，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便把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文学革命的实质，是用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通行于世，是文学革命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显著成果之一。1918年5月，鲁迅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血泪控诉和无情鞭挞，成为把文学革命的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典范，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也积极参加了这场文学革命。
　　除了《新青年》以外，积极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报刊，还有《每周评论》、《国民》、《新潮》、《少年中国》、《建设》、《星期评论》、《改造》、《晨报》、《京报》等。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全面出击，引起封建卫道士们的仇视和围攻。他们攻击新文化运动破坏孔教、礼法、国粹、贞节等，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哀叹“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面对封建旧势力的挑战，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理直气壮地予以反击。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陈独秀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坚定地表示：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赛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6]。李大钊在《晨报》发表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针对旧势力借小说塑造一位封建卫道者“伟丈夫”来发泄对新文化运动的仇视的行径，义正辞严地指出：“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7]通过这场新旧思潮的激战，新文化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并且开始把反对封建文化与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
　　初期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主要仍是资本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的思想水平和在斗争中所致力的侧面各有不同，后来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发展道路也有很大差异。总的说来，他们在思想上一般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他们号召人们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目的是要“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以求适今世之生存”[8]。但是，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给中国人民指出真正解放的道路。面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和社会黑暗混乱的状况，有些先进分子已经开始怀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是否适合于中国，开始考虑中国是否还有别的出路。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勇猛冲击，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9]。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这些反封建的勇士们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如：他们以为离开根本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通过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造就新国民，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没有揭示根本改造中国现存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表现为在某些问题上否定中国的一切，而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加以区别，而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简单化的处理，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能力，等等。尽管如此，但他们的斗争，毕竟方向是正确的，态度是坚决的，因而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这就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注:
　　[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2]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925年12月29日)，《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页。
　　[3]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4]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3号。
　　[5]守常(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
　　[6]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
　　[7]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晨报》，1919年3月4日-5日。
　　[8]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3号。
　　[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