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突破三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县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
　　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7日，按照中革军委颁布的《野战军渡河计划》，分别从雩都、花桥、潭头圩(龙石嘴)、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十个渡口南渡雩都河(即贡水)。
　　雩都河畔，人山人海。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幼伫立在各个渡口，为红军送行。老乡们一面跟着红军走，一面将鸡蛋、糯米团等往战士的口袋里装。他们，舍不得红军走啊!当时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的杨得志，后来回忆起过雩都河时的情景时说：
　　以往，部队的指战员们听说要上前线，不用动员也会“嗷嗷”地叫起来。但这次出发，气氛却截然不同。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谁也不知道要进行一次跨越十一个省的万里长征；谁也不知道此一去什么时候才能转回来，但那种难分难舍的离别之情，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赶到于〔雩〕都河边为我们送行的群众中，除了满脸稚气，不懂事的小孩子跑来跑去，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地流泪。老表们拉着我们的手，重复着一句极简单的话：“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连我们十分熟悉的高亢奔放的江西山歌，此时此地也好像变得苍凉低沉了。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些被安排在老乡家里治疗的重伤员和重病号也来了。他们步履艰难地行走在人群之间，看来是想寻找自己的部队和战友，诉诉自己的衷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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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秋风吹动着残枝败叶，吹动着一泻千里的于〔雩〕都河，吹动着身着单衣的指战员们。寒气很重了，我们回首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里不禁有股暖融融的感觉。[1]
　　就这样，在茫茫的夜色掩护下，千军万马，离开了生活、战斗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告别了送别的亲人，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
　　19、20日，中央红军主力先后到达国民党南路军阵地前的仁风圩(街)、双芫(园)、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完成了突围准备。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先后派凯丰、刘少奇、陈云为红九、红八、红五军团中央代表，以加强对这些部队的领导。
　　这时，国民党南路军陈济棠部为配合北路军、东路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在赣州以东，沿桃江(即信丰河)向南，经大埠、王母渡，折向东南，经韩坊、新田等地，构成了第一道封锁线，阻止中央红军进入广东。其第四师驻赣州、南康，第二师驻信丰、王母渡，第一师主力驻古陂、新田、重石、版石等地，独立第三师驻韶关、乐昌、连县、南雄等地，第二独立旅驻安远。
　　根据上述敌情，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地段突破粤军的封锁，向湘南前进。具体部署是：红一军团为左路，攻歼新田、金鸡之敌，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红三军团为右路，攻歼韩坊之敌，占领古陂，向坪石、大塘方向发展；红九军团随红一军团后跟进，掩护左翼安全；红八军团随红三军团后跟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同时，中革军委还电令赣南军区地方武装积极配合野战军的突围战役。
　　红军在突围前，曾将要经过的地点通知了陈济棠，声明只借道而行，保证不进入广东腹地。
　　陈济棠是地方实力派，号称“南天王”，与蒋介石集团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他既害怕红军入粤，也害怕蒋介石随红军入粤。早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身为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的陈济棠，在南方战线上与红军作战时就比较消极，并且开始与红军作试探性的接触。1934年7月，陈济棠曾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表示愿意经过谈判来协调双方的关系。9月底，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致信陈济棠，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卖国内战的罪行，并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等问题与粤军举行秘密谈判。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邬进行会谈。双方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当红军西征时，陈济棠基本上执行了上述协议，让开大路20公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这为红军通过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但陈济棠接到红军通知后，未来得及使前沿部队了解其意图。因此，10月21日，红军各军团开始突围后，双方战斗仍相当激烈。直到粤军在得到陈济棠的示意后，才稍事抵抗，防守一番，从重石、新田、古陂、韩坊全线撤退，向安远、信丰、南康集中，让出了中间大道，红军主力随即向信丰东南地域前进。24日晚，各路先头部队开始西渡桃江，抢占河西要点，掩护主力渡河。25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和红军其他部队从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了由粤军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继续向西前进。在此期间，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牺牲，张宗逊继任师长。
　　中央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军并未弄清红军的战略意图。有的判断“朱、毛出去是少数”，大部留在中央苏区；有的认为“朱、毛出去是主力”，留在苏区的是少数；还有的分析红军可能声东击西，“故意弄一部分向西，而大部留下向东边”发展。因此，蒋介石举棋不定，一面令“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主力集结待命，一面电令南路军和西路军火速调兵，在湘粤边境组成第二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
　　这时，国民党南路军已把其主力撤至大庾、南雄、安远等地，取守势，以防红军进入广东。西路军何键部队正处于分散“清剿”状态，湘中、湘南仅有一些地方部队防守。国民党中央军还远在赣江以东的兴国、古龙冈、石城等地，短期难以赶到湘南和粤北地区。据此，10月2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敌军尚未弄清红军意图之际，沿赣粤和湘粤边界，迅速向湖南的汝城和广东边境的城口方向前进。
　　当晚，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仍以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军委两个纵队居中；一个军团在后的甬道式的部署西进。几个主力兵团主要起保卫军委两个纵队的作用，用主力来保卫“大搬家”，抬“轿子”。8万多人中，军委两个纵队就占了1万多人，每个军团又有自己的后勤部，携带大批物资，多达1000多副担子。十几门山炮拆卸开来，一个炮筒就得四个人抬；还有各种机器、纸张等“坛坛罐罐”，十分累赘。就这样，一支有上千名挑夫组成的运输队伍拥挤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行动十分迟缓，有时一天只走10至15公里。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使主力红军变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严重地影响了红军的机动能力，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当中央红军迫近湘南时，蒋介石“追剿”红军的主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还远在湘赣边地区，汝城只有地方部队2个团和新调来的第六十二师1个旅，第六十二师主力尚在桂东；仁化地区仅粤军1个旅，其主力仍在粤赣边地区。这时，中央红军如能抓住敌军兵力尚未集中、协同比较困难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创造战机，打一两个歼灭性的胜仗是有可能的。但是博古、李德等急于夺路西进，采取了避战的方针，使红军不仅对可以消灭的敌人据点没有夺取的计划，而且对于前进道路上能够消灭的敌人，也采取避战方针。
　　11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监视汝城之敌，主力分三路纵队，由汝城、城口之间通过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由汝城至大坪间通过，向百丈岭、文明司前进；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为中纵队，由新桥经界头、九峰山向九峰圩前进；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九军团等部为左纵队，由城口、思村向岭子头前进。5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继续西进，至8日，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域。至此，中革军委鉴于红军主力转移已无密可保，才正式向下通知说，中央红军这次进行转移，是为了到湘西去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2]
　　针对中央红军继续西进的情况，蒋介石迅速在粤汉铁路湘粤边湖南境内的郴县、良田、宜章、乐昌间，设立了第三道封锁线。该线敌军兵力空虚，九峰圩仅有粤军1个团，并无堡垒；乐昌也只有粤军2个团；汝城、宜章间无正规部队，只有民团；宜章以北亦只有湘军的1个团，但该地区公路发达，交通方便，利于兵力机动。
　　11月7日11时，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以万万火急电，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提出突破宜章、乐昌、郴县间敌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方针的报告。该报告认为：红军进入湘南，湘军处于存亡关头，必与蒋介石协同动作对我；粤军疑蒋入粤，目前对我无与蒋介石南北夹击企图。因此，“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乐、郴间封锁。”[3]同日16时，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等，决定中央红军于宜章以北的良田及宜章东南的坪石间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以红三军团为右路军，从宜章以北通过；军委两个纵队和红五、红八军团随后跟进；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从宜章以南通过，红九军团随后跟进。
　　遵照中革军委的决定，红三军团立即作了部署。9日，红五师第十四团攻占章桥市。10日，红五师迫近郴县，切断郴宜大道；红六师以第十六团为先锋，冒着大雨向宜章城前进，在距宜章城15公里的白石渡，打垮了民团200多人的拦阻，乘胜追至宜章城下。此时，群众纷纷前来欢迎红军，300多名筑路工人自动组织起来，帮助红军挖坑道、扎梯子，准备第二天攻城。守军见此情状，半夜弃城逃跑。11日拂晓，宜章城城门大开，群众结队欢迎红军进城。
　　红六师攻取宜章后，中革军委要求红三军团在良田、两湾洞、宜章地域，掩护其他部队西进，保证中央红军全部通过封锁线。据此，红四、红五师在万会桥、良田、两路司地域，向郴县加强侦察警戒，掩护中央红军右侧安全，等待红一军团主力；红六师在宜章、罗家观地域，等待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到来。14日，国民党军第十五师由郴县南进，第八纵队随后跟进，第六十二师经文明司向良田前进。红三军团为保证两条西进道路安全，掩护兄弟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派出得力部队抗击郴县南进及东面文明司之敌。
　　正当右路军向宜章前进的同时，红一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向九峰山、乐昌方向进军，并派出一支部队控制距粤汉铁路约十多公里的九峰山制高点，以防备粤敌占领乐昌，从而威胁到军委两个纵队的安全通过。红四团接受任务后，迅速抢占了九峰山，并派出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经过一天的激战，红四团牵制了九峰圩的粤军，从而掩护军委两个纵队和红九军团等后续部队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随后，红一军团越过大王山，占领了宜章县的小镇白石渡。
　　由于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分别占领了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的重要支撑点宜章城和白石渡，使全军较顺利地通过了粤汉铁路线。至15日，中央红军从郴县、良田、宜昌、乐昌之间全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过程中，红三军团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勇往直前，受到中革军委的表彰。11月11日，中革军委曾致电各军团首长，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4]。
　　红军进入湘南后，进行了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成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建立赤卫队，释放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的革命者和无辜的群众，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穷苦群众。红军的行动，鼓舞了湘南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主动为红军送粮、带路、照顾伤病员，还有四五百名穷苦的青壮年自愿参加了红军。特别是茶园、黄茅、桃花垅等地的地下党员和贫苦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照料红军留下的几百名伤病员。这些伤病员痊愈后，同当地的红军游击队一起，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于11月1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原“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和北路军中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令陈济棠部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广西(桂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令贵州省“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黔边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13日，何键发布了“追剿”计划，将所属部队编为五路“追剿”军，刘建绪任第一路军司令，其主力集结于黄沙河附近，与桂军协同，堵击红军西进，并以一部兵力沿湘江碉堡线布防；薛岳任第二路军司令，其主力集结于零陵附近地区，与第一、第三路军联系，堵截红军北进和西进；周浑元任第三路军司令，继续向道县前进，而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红军；李云杰任第四路军司令，与第三路军联络，经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尾追红军；李韫珩(李抱冰)任第五路军司令，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临武、水口(今江华)、永明(今江永)，尾追红军，并以航空兵实施侦察和轰炸。
　　国民党五路“追剿”军和粤、桂军虽有25个师的兵力，但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各有打算。其中何键的湘军行动比较积极；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两部虽然装备好，战斗力比较强，而何键却对其指挥不灵。粤、桂两军则在其边境防堵，只求自保。湘南地区，共产党的影响较大，群众基础较好，国民党军力量不强，已属于无堡垒地域，便于红军机动作战。毛泽东曾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薛、周两部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来一个回马枪，寻歼敌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5]
　　但是，博古、李德“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6]，他们拒绝了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一味向西退却，消极避战，以致丧失了红军在湘南歼敌的良机，为后来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造成了被动。
　　注：
　　[1]《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122页。
　　[2]李聚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第113～114页。
　　[3]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编委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
　　[4]《中革军委关于表扬红三军团首长及全体指战员的命令》，《红军长征?文献》，第125页。
　　[5]《彭德怀自述》，第193页。
　　[6]《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