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
第一节 执行统战政策失误，卫东根据地失陷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的侵华战略和策略转为用主要兵力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政府则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在山东，在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的同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不断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搞“磨擦”，执行国民党1939年五届五中全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山东分局制定了“对反共派、顽固派取反攻彻底消灭的政策，对一切尚有希望之人取极力争取的政策”。在鲁西、冀南地区，党领导抗日军民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讨伐顽军石友三的战役，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
针对日、伪、顽夹击的形势，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高、恩、夏、平、禹边区抗日根据地，是卫东地委面临的严峻任务。当时，边区的西部夏津、北部恩县日、伪、顽势力相对薄弱，南部高唐一带相对较强，且有邓协臣、刘化璞（外号刘胡子）等杂团部队。在抗日武装力量有限的条件下，应避实就虚，向西部和北部发展，对邓协臣与刘化璞应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结成抗日的统一战线。由于受抗日军民在山东重点反击顽固派沈鸿烈、在冀南抗击石友三部队进攻的影响，且在1940年2月攻打李维道杂团得了一挺歪把子机枪的鼓舞，卫东地委领导人欲图扩大战果，打开夹击缺口，错误地将刘化璞作为斗争打击的对象。
刘化璞是一个武装头目，曾为高唐县双庙村一个拥有五千亩土地的大地主看家护院。后来他纠集一些土匪、地痞，结成五六百人的杂团，占据一方。抗战初期，他出于民族义气，曾在高唐与日军一战，打死日军一个军官，缴获歪把机枪一挺，并拖着日军的死尸游行示威。这个杂团对群众危害不大，对共产党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则互有来往，有时两支队伍同驻一村而互不干涉，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曾拨给他部分枪支以示鼓励其抗日。国民党顽固派对他又打又拉，他没有投靠国民党，但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同存戒心。国民党顽固派拉不成就打，勾结日军企图消灭刘化璞部，此时是争取团结刘化璞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卫东地委却将其作为打击的对象，执行统战政策中发生了严重失误。
1940年3月，卫东地委命令地委直属武装鲁西特务三大队和平原县大队，开赴高唐县大刘庄，向刘化璞部发起攻击，计划将该部消灭。刘化璞部仓促中边打边撤，未遭大的伤亡。经此一役，使刘化璞部与共产党和边区抗日军民形成了对立，促使其与其他杂顽部队联合，伺机报复。
5月，卫东地委在边区根据地召开各县党、政、军领导干部、三大队、津浦支队和夏津、平原、禹城等县的武装部队保卫会议。会议以流动的形式召开，当流动到高唐东北部双庙一带时，刘化璞纠集平原、夏津、禹城等县的土顽杂团李维道、邓协臣、李连祥、吴春阳等部共2000余人，将卫东地委机关和各县党政领导及边区武装部队包围在高唐七区的徐官屯。保卫会议的武装部队随即组织反击突围，由于敌军众多，多次突围未能成功。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武装部队指战员奋勇反击，终于在第三天突出重围，撤至禹城、茌平、齐河交界地区进行整顿。国民党平原四区区长高顺勾结杂团李维魁部30余人，乘机进攻平原四区、五区抗日政府，五区区长兼区队长刘长明及一名助理员牺牲，四区区长万金荣、区队长陈友良转移到外地。自此，以平原腰站为中心的高、恩、平、禹边区抗日根据地陷入困境，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斗争。鲁西区党委指示卫东地委，依靠禹城、齐河、茌平边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积蓄力量，待机将失去的边区根据地夺回来。
第二节 运东党组织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
1940年5月，卫东地委因统战政策失误而错打刘化璞部在高唐徐官屯突围后，撤至禹城、茌平、齐河交界地区进行整顿，卫东地委由韩宁夫代理书记。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恶化，地委机关大部分人员转移到鲁西区党委工作，杨中一、庞钧等小部分人留下来坚持斗争。1940年底，鲁西区党委决定重新组建卫东地委，由杨中一任书记。新组建的卫东地委尚未开展工作，1941年1月北方局通知，将紧邻冀南的卫东地委，包括高唐、夏津、平原、恩县、禹城各县委划归冀南区党委领导，增加清河、武城两县，成立了运东地委。始建时，地委只有杨中一、陈达、庞钧3名委员，由杨中一任地委书记。3月，充实王东宁、刘子蔚、郭鲁、夏祖盛、陈剑、吴大羽为地委委员，王东宁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达任组织部长，庞钧任敌工部长，张海光任秘书长。2月，成立运东专署和冀南六军分区，胡子寿（后为郭鲁）任专员，吴大羽任秘书主任；邹国厚任六军分区司令员，夏祖盛任政委。运东地委的工作方针是：立足运西武城、清河，在夏津、恩县、高唐等运河以东各县开展工作。
高唐徐官屯突围后的卫东地委特务三大队和平原、高唐、夏津、恩县的抗日部队，撤至齐、禹、茌边界休整，后奉命返回高、恩、夏、平、禹边区开展游击战，再建根据地。因在杨圈一带遭强敌阻击，未能返回，高、恩、夏、平的抗日部队遂转入运西。6月，在运西的高、恩、夏、平等县抗日部队合编为鲁西中队，李恒任队长，夏克任指导员。同年秋，发展为鲁西大队，马立朝（马神）任大队长，罗文治任指导员，李恒、夏克调武城工作。鲁西大队活动于武城、清河、故城、垂阳一带。
运东地委在运河西畔建立，以及高、恩、夏、平、禹边区抗日武装部队转移到河西，主要因为这一带是冀南区一块比较稳定的根据地。抗战以来，这一带一直与卫东地区联系密切，其中武城本来就属建立在夏津的鲁西北特委领导，只是因为1938年底斗争形势恶化，特委才将其党的领导关系转移到河西清河县委。1939年初，鲁西区党委成立后，武城又归属鲁西北特委（后为卫东地委）领导。但由于处于鲁西北西部边沿，远离地委机关，曾与地委失去联系8个多月，因此武城党的组织再度与清河县委、冀南区党委联系，在运河两岸开展斗争。1939年11月，武城县独立营成立，戚夯任营长，王新任教导员，不久即将队伍开到河西，1940年2月参加了冀南讨伐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的战役。同年4月，中共武城县委在河西西里屯（现属河北省故城县）成立。鉴于武城县党的基础比较薄弱，冀南区党委派刘洪范、赵炳图、冯洗尘到武城主持工作，刘洪范任书记，冯洗尘任组织部长，王中任宣传部长，赵墨轩任秘书长。5月1日，武城县政府也在运西西里屯建立，赵炳图任县长（代号“五一”）。由冀南区四专署领导。不久，平原、恩县、高唐、夏津的抗日武装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转入运西，合编为鲁西中队，武城县独立营改编为武城县大队，张保山任大队长，王新任政委，鲁西中队与之相配合。8月，在武城至德州的公路上伏击日军军车1辆，活捉日本特务4人，缴获手枪4支、子弹300余发；同年11月，在武城运河边击沉日伪军运粮汽艇3艘，歼灭日伪军20余人。
在夏津，党政机关于1940年5月在高唐徐官屯随地委撤出后，李玉春、王阁序等把留下来的党员于6月组织起来，建立了中心区委，李玉春任书记，王阁序、张保兴分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中心区委还组建了5人的游击小组，王静异任组长，开展新形势下的地下斗争。11月，运东地委派夏津县委书记陈剑及纪照青等从河西返回夏津，恢复县委的工作。1941年2月，为适应地下分散灵活斗争的需要，运东地委报经冀南区党委批准，将夏津县委分为夏东、夏西两个县委。夏东县委领导夏津东部，书记李学实，组织部长纪照青，宣传部长徐敬民，敌工部长张道兴，统战部长张仁甫；夏西县委领导夏津西部和清河东部、武城一区（河东区），书记兼组织部长陈剑，宣传部长兼敌工部长李玉春。在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同时，中共夏西县委坚持开展积极的地下活动。1941年春，在九营一带组建了夏津救国会，由进步教师任华一任主任，并帮助任华一在其任教的崔庄高小建立了读书会，组织进步教师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介绍青年学生到运西参加抗日工作。
在武城，县党政组织和部队由于长期活动于运河两岸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抗日斗争活跃。1941年1月，武城县大队住赵庄准备欢渡春节，武官寨据点的一个日军小队和一个伪军中队约150余人于晚上扑向赵庄，县大队立即设伏反偷袭。当日伪军在村北进入伏击圈后，县大队干部战士一齐开火，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投射敌人，敌人突被截击，晕头转向，狼狈逃窜。此役击毙日军17人，毙、伤伪军40余人。3月，县大队基干连指导员吴奇珍和三排副排长高庆生运用牵牛战术，将50多名日伪军引入县大队基干连在军屯（现属故城县）附近设下的包围圈，一举毙伤日伪军16人。在取得节节胜利的斗争中，抗日武装不断壮大。1941年春，武城六个区除一、二区外，各区都成立了区中队。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4月，武城县抗日政府成立了武北办事处，夏克任办事处主任。武北办事处成立后，在加强四、五区党的工作的同时，还在刘堂、四夏庄、玉皇庙、四小屯一带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动员知识分子投入抗战。
在平原，以腰站为中心的高、恩、夏、平、禹边区根据地丧失后，县委书记高峻岳领导县、区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转入地下，坚持抗日活动。
在禹城，卫东地委和各县党政领导及抗日武装从高唐徐官屯突围转移到禹城八区，鲁西区党委令其在这一带活动。5月下旬，济南、齐河侵华日军200多人与伪军分乘汽车驶向担杖河，卫东特务三大队发现敌情后，随即在担杖河埋伏。当敌人汽车驶进伏击圈后，三大队即猛烈开火，打死10多个日伪军，敌人仓惶下车反击，三大队指战员与敌人展开肉搏，三大队1名排长、10余名战士壮烈牺牲。10月，鲁西区党委对三大队进行了补充整顿，三大队政委王克寇率三大队与王寰清率领的四地委直属团等部队准备再次打开卫东局面，在杨圈、堂子与将军庙日军和魏寨子伪军李连祥遭遇，经过半日激战，毙敌200余人，抗日队伍伤亡200余人。杨圈战斗后，齐禹环境恶化，齐禹县委和齐禹抗日县政府仅能在禹城八区活动。三大队缩编为鲁西四分区三团二营，留在运东地区保卫抗日政权，坚持对敌斗争。
第三节 开展反“扫荡”、反封锁斗争
八路军对华北的日军实施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开始把华北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重点，从1940年10月上旬起，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地反复“扫荡”。运东地委一方面领导运河以东所属各县隐蔽精干、开展地下斗争，一方面在运西根据地进行反“扫荡”。齐禹边界地区则在鲁西四地委的领导下，在艰苦的斗争形势下，加强游击战，奋力反“扫荡”，保卫根据地。
1941年到1943年，是抗日斗争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从1941年起，日军加紧了对华北地区进攻，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频繁“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疯狂“清乡”，构筑碉堡、据点，修公路、挖封锁沟，对根据地严密封锁，逐步“蚕食”，妄图全面征服这片土地。加之从1941年起华北连续两年干旱无雨，遭受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运东地区进入了最为艰苦的斗争时期。
在非常艰难的抗日斗争形势下，冀南区党委于1941年2月决定由冀南区六地委代管运东地委，成立了运东专署，领导运东地区抗日军民咬紧牙关，坚持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四·二九”等一次次大“扫荡”；积极开展反“治安强化运动”、反“清乡”、反封锁、反“蚕食”；加强对敌伪的工作；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恢复发展党的组织，配合冀南军区部队重新开辟运东根据地；精兵简政，整党整风，减租减息，终于粉碎了敌人全面进攻，战胜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
一、开展反“扫荡”斗争
1940年1月16日（农历“腊八”），齐（河）、禹（城）、长（清）3县的日伪军3000余人，对齐禹边区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一一五师武装工作团、齐河县大队与敌人在邵庄、小马庄一带激战突围，武装工作团、齐河县大队伤亡200余人，敌人也遭到重创。同年6月14日，驻济南、茌平的日伪军数百人，乘汽车奔袭鲁西四地委机关和地委党校驻地张小庄。经过艰苦战斗，除少数人员突围外，地委书记刘培桐、组织部长尉景平等36名干部牺牲，党校教务主任秦怀玉等30余人被捕。从1941年1月15日开始，日军沿津浦路调集兵力，大举向西南合围“扫荡”，日军机械化部队在平原上横冲直闯，在鲁西北常驻兵力达到5000余人。活动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附近的国民党军高树勋、孙良诚部队，以及齐子修、张栋臣、肖建九、李连祥、李维道、刘化璞、刘宝忠、邓协臣等地方顽军数万人，执行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对抗日军民进行政治破坏和军事袭扰，并公开伪化。此外，土匪武装、反动会道门也乘机对抗日军民骚扰。鲁西北抗日军民处于日、伪、顽、匪、会道门夹击之下，抗日根据地有的失陷，有的逐渐被分割、“蚕食”，运东只剩下禹（城）齐（河）茌（平）、平禹以及运河东畔等数小块。在极为残酷的环境中，鲁西区四地委从实际情况出发，依靠人民群众，顽强坚持，积蓄力量，广泛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斗争，开展平原对敌游击战。1941年6月，齐河十区（潘店）游击队在十里雾与日伪军500余人遭遇，游击队英勇同强敌激战，击毙日军第六混成旅少将旅团长土屋兵驻，受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致电嘉奖。
1941年7月，北方局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将鲁西区党委与冀鲁豫区党委合并为冀鲁豫边区党委，原鲁西区四地委、专署、军分区改为冀鲁豫四地委、专署、军分区，辖聊城、阳谷、东阿、博平、茌平、清平、阿东、张秋、齐（河）禹（城）等县，地委书记彭天琦，专员夏振秋，军分区司令员刘致远、政治委员石新安。在冀鲁豫边区党委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围绕武装斗争这一中心任务，改造村政权，整顿党支部，健全群众抗日团体，开展起广泛的群众性的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
在运东地委所在的冀南区，从1942年春季以后，敌人对抗日根据地更疯狂地发起合围“扫荡”，分区“清剿”，抗日根据地被逐渐分割、缩小。冀南区党委、冀南区行署、冀南军区以及一些学校和新七旅部队都转移到武城以北武官寨一带，坚持对敌斗争。敌人妄图消灭冀南抗日部队，彻底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从河北、山东纠集3万多日伪军，在坦克、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于1942年4月29日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发起了规模空前的“铁壁合围”、大“扫荡”。运东地委领导抗日军民，同冀南区广大军民一道，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反“扫荡”斗争。
日军对“四·二九”大“扫荡”作了充分、周密的准备。1942年2月，华北日军就制定了《关于肃正作战计划实施纲要》，由日军驻济南的第十二军所属第五十九师团和华北方面军直属部分旅团共同实施大“扫荡”，驻济南的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亲自到临清指挥，华北方面军所属旅团则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直接指挥。“四·二九”大“扫荡”的主要矛头指向武城北武官寨一带。在这一带有冀南区党委、行署，八路军新七旅直属部队十九团、二十团、警卫团、一二九师骑兵团，冀南区党校干校轮训队和行署、军区的两个文工团，以及武城县党政机关共7000余人。敌人组成了两个大包围圈，以武官寨为中心的包围圈为主。日军独立第七混成旅团和第九混成旅团纠集当地伪军，分由德州、故城经郑口、束鹿向西南方向合围；另一路由景县的龙华、王均和枣强向武官寨地区合围；独立第八混成旅团与当地伪军分由南宫、垂阳向东合围；由清河出动的日伪军向北合围；驻武城的日伪军向西北方向合围；驻恩县、夏津的日伪军分别扼守武城至大堤口、武城至渡口驿的运河渡口。另一个包围圈在临清路南，以东目寨地区为中心，当时八路军新四旅、四地委、四军分区和专署机关部队驻在这一带。
敌人对这次大合围采取了新的战术，利用“假计划、假命令、散布流言”等，迷惑欺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掩盖其真实企图。作战命令一律口头传达，不准见诸文字和电报。同时对各级指挥官、参谋人员进行了集训，要求合围的部队在离八路军较远的地方准备，集合后按统一命令，夜间接近八路军驻地，然后发起突然袭击。
4月29日拂晓，敌人开始从各路进行大规模合围。十九团在饶阳店以北同敌接触，展开激战。驻兀兰屯的骑兵团发现敌人从郑口分两路向南压来，随即通知驻武官寨的冀南军区和冀南党政群领导机关向南转移。
中午前后，冀南机关部队先后集结在十二里庄及其附近村庄，发现四面八方都有敌人，包围圈已形成。敌人向冀南前沿部队发起攻击，敌机也在上空疯狂轰炸扫射，形势极为严峻。当时，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正在太行区开会，副司令员王宏坤在部队检查工作，不在军区，遂由军区参谋长范朝利和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指挥，组织部队掩护机关向武城西的清河县突围。骑兵团由十二里庄向西北突围，新七旅旅直及二十一团向西南突围，党政军机关分别随骑兵团和新七旅突围，特务团在后掩护。
突围命令下达后，指战员们勇猛杀向敌阵。由于敌众我寡，数次冲围都被压了回来，敌包围圈一步步缩小，军区领导立即调整部署：骑兵团在中，特务团在左，七旅旅直和二十团在右，党政军机关等人员随骑兵团、特务团突围；各部队均留一个连阻击敌人，掩护突围。当时，天气突变，狂风骤起，尘沙飞扬，天昏地暗，突围部队乘势向层层包围的敌人猛打猛冲，在武城西王行杖冲破敌人第一道包围圈；进至大辛庄，冲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包围圈。29日傍晚，部队突出重围，在清河县黄金马庄东北的马二庄一带集结，继续向北前进，到达枣强以南瓦窑地区，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层层包围。在冀南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在武官寨作战突围的同时，邢台、临清南东目寨一带的新四旅、四地委、四军分区和专署的机关部队，经过连续反击激战，也胜利突出重围。敌人穷尽心机策划的消灭冀南区党政军的计划以破产而告终。
冀南区党政军机关部队在武官寨突围中，部分机关干部和干校学员，因缺乏战斗经验，在武城河西霍庄一带被敌人包围，惨遭杀害、失踪422人；武城县公安局局长梁振芝、县武委会文书李友白和数十名公安人员为掩护机关人员而壮烈牺牲。
敌人在大“扫荡”中疯狂搜捕抗日干部和战士，广大人民群众出于对敌人的仇恨和对抗日干部、战士的深厚感情，竭尽全力、千方百计进行掩护和营救。很多群众脱下自己的衣服让干部战士换上以帮助脱险；许多老人在敌人威逼面前，镇定不屈，将被围困的干部战士认作儿子或女儿；有些年轻妇女甚至将怀中的婴儿塞给他们，扮作夫妻以掩护，骗过敌人的搜捕。“四·二九”那天，设在清河县西赵村的冀南军区医院被包围，村中群众扮作闺女出嫁的场面，让数十名医务人员扮作送亲、迎亲人员而安全转移出去。广大人民群众的冒死掩护和帮助，是取得“四·二九”反“扫荡”胜利的重要保证。
“四·二九”扫荡后，日伪军继续清剿20多天，并增派兵力，增修据点，实施“强化治安”，运西形势严重恶化。但疯狂的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1942年9月12日，日伪军1万余人，又以“铁壁合围”的战术“扫荡”枣南，围攻冀南军区和六分区。10月28日，刚到任不久的六地委书记王泊生在战斗中牺牲，仍由赵一民任地委书记。
同年12月27日，武城县大队由副政委戚烽带领，在毛店村休整并准备过元旦。县大队的行踪被日伪特务刘连方暗中盯梢。部队刚住下，刘连方即刻向日军秘密报告。日军驻禹城总团部司令山田和武城伪县知事吴寄朴纠集了武城、恩县、禹城的日军500余人、伪军800余人，于28日凌晨，兵分四路前往毛店村包围县大队，妄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由于刘连方跟踪县大队引起县大队的注意，当日、伪军还没有将毛店村包围时，县大队就发现了敌情，戚烽等人迅速带领县大队转移。经过杨庄到达水坡村北交通沟时，县大队发现前面有敌人围过来。戚烽等县大队负责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戚烽和基干连指导员林绍顺带领两个班留下作掩护，由基干连连长戚平带领其他战士沿交通沟向西南方向突围。
上午8时左右，戚烽指挥战士们首先向附近的日军反击，机枪手戚宗路架好机枪猛烈扫射，日、伪军遭到突然攻击倒下一片。日军指挥官见此情形，拔出战刀指挥日、伪军一起向戚烽等人压过来。敌人在迫击炮、轻重机枪的掩护下，来势凶猛。戚烽带领战士们连续打退敌人5次冲锋后，命令林绍顺带领一部分战士向杨庄北方向突围，让县大队特派员刘振亚带着文件包从另一个方向设法突围。戚烽带领一个班留在原地继续阻击敌人。
中午12时，敌人分5路，又发起第6次进攻。激战中，机枪手戚宗路身负重伤，腿被打断，肠子流出来仍坚持战斗。戚烽腰部负伤，子弹也快打光，通讯员要背他突围，戚烽坚决不肯。这时，阻击敌人的战士全部牺牲，敌人涌上来，离戚烽只有50米。日军诱劝戚烽投降，戚烽破口大骂日伪汉奸，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把机枪砸坏，猛地冲上去和扑上来的敌人进行搏斗，被日军刺中而牺牲。与此同时，林绍顺带领突围战士，在杨庄村北交通沟里也与敌人展开血战。林绍顺中弹负伤，因伤势过重而牺牲。
此战击毙大批日伪军，敌人尸体拉了3汽车。武城县大队牺牲了27名干部、战士。
二、开展反日军的“治安强化”和反封锁、反“清乡”斗争
华北日军在加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猖狂进行“扫荡”的同时，自1941年3月到1942年秋，还连续5次实行了“治安强化运动”，运东地区所面临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困难，斗争更加激烈、艰巨。
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把华北分为“治安区”（即敌后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3种。运东地区的铁路沿线和主要城镇1940年底均被敌占领，敌人对敌占区侧重“清乡”，强化保甲制度，实行大乡制，清查户口，设立门牌，颁发良民证，组织“爱护村”，实行“村民连坐法”，建立伪保甲自卫团、警备队，强化伪“治安军”。在经济上，强征民粮，垄断工商业，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火柴、煤油等实行“配给”制，以对物资绝对统管，封锁抗日根据地的物资来源。对游击区和接敌区，着重于“蚕食”封锁，大修碉堡，沿铁路和公路两侧挖封锁沟，以特务武装结合、恐怖与诱惑兼施，步步向根据地“蚕食”。对运河东畔和河西抗日根据地则调集兵力，连续进行“扫荡”，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妄图以此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抗日根据地。
面对严重恶化的对敌形势，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领导全区抗日军民开展了多方面的反对“治安强化”和反封锁、反“清乡”斗争。为适应艰苦的斗争环境，游击区和敌占区党组织的活动转入地下。1942年1月，冀南区党委召开地、县委书记会议，决定实行精干隐蔽政策；在运东敌占区和敌占优势的游击区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积蓄力量，长期坚持，埋伏下来，伺机打击敌人。强化党的宣传工作，宣传教育广大抗日军民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坚持对敌斗争。1941年12月，六地委还创办了《运河报》，以加强反“治安强化”、反“清乡”、反封锁的宣传，强化对伪军的宣传攻势，分化瓦解敌人，并争取一部分伪军、伪自卫团和伪组织为共产党、八路军服务。在党政军各级干部、党员和学校教员、学生以及抗日群众中开展签名誓约活动，誓不背叛，绝不投降，激发民族气节，坚定斗争的信念和决心。抗日武装化整为零，组建小武工队，神出鬼没，伺机给敌人以打击。
第四节 采取正确策略，恢复发展抗日根据地
一、恢复发展党组织，配合冀南军区重新开辟运东根据地
1941年春开始，日军连续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并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封锁，对敌占区和游击区“清乡”，斗争形势日趋恶化。尤其是“四·二九”反“扫荡”之后，形势更加严酷。在艰难困苦的形势下，运东地委在冀南区党委的领导下，加强对党政军干部、共产党员和抗日军民的宣传教育，坚定胜利的信念和斗志，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保存力量，避实就虚，同敌人进行游击战，伺机给敌人以打击。而工作重心是将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在保存精干的基础上，逐步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力量，再创运东抗日根据地。
1941年5月，为适应分割、封锁下的对敌斗争环境，运东地委对恩县县委进行了组织调整。恩县县委代理书记徐海若在斗争环境恶化后脱离了革命队伍，县委其他领导成员毫不动摇，出生入死地从事地下抗日活动，但全县缺乏统一的领导，运东地委任命陈懋德为县委书记，李振东任组织部长，宋衍溥任宣传部长。调整后的恩县县委斗志昂扬，随即着手恢复建立各区党的组织。
运东地委主要活动于武城运河西与清河等县，这一带是抗日根据地，武城县地方党组织健全。地委在领导武城县委强化对敌斗争的同时，又抓紧了政权建设。1941年4月，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武北办事处，四区区长夏克兼任主任；在游击区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春天，还召开了由北洋政府时期的参议员刘印坡、兴中煤矿总经理之胞弟申士元等20余人参加的开明士绅座谈会，动员爱国士绅共赴国难。
在距运东地委机关较远的禹城，地委首先同禹城铁路工委取得了联系，逐步恢复党的活动。地委敌工部长庞钧分管高唐和禹城铁路西五、六区的工作，他到韩寨领导铁路工委建立了火车站商业支部、搬运工会支部、农村支部等3个中心支部。
1941年5月，驻临清的伪军冯寿彭部700余人进占临清以西马庄一带8个村庄，企图切断冀南三、四分区的联系，“蚕食”抗日根据地。6月6日晚，冀南军区发起讨冯的临西战役，共歼敌400余人，攻克了冯部所建的全部据点，保卫了抗日根据地。冀南区党委决定乘胜扩大战果，武装开辟运东，恢复建立运东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地委书记杨中一返回抗战初期卫东根据地的中心平原五区，在沙庄设立秘密联络点，同当地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建立联系，开展抗日活动，组建抗日武装。冀南第六军分区还派肖国栋到平原五区指导组建游击队，以配合八路军开辟运东。运东地委这一阶段的工作，为八路军再次开辟运东奠定了基础。
同年7月初，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清河县黄金庄西召开会议，研究武装开辟运东问题，运东地委领导成员参加了会议。杨中一作了关于运东情况的汇报，陈再道、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区党委武装部长李力分别就开辟运东的军事工作、党的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以及过河行动安排等问题作了发言。最后，李菁玉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要争取打歼灭日本侵略军百余人的胜仗来武装开辟运东。
8月初，按照冀南区党委研究的武装开辟运东的意见，冀南军区第六分区司令员邹国厚、政委夏祖盛和在六分区帮助工作的李力，率冀南军区骑兵团、十九团一营和鲁西大队共1500余人武装开辟运东，运东地委、专署机关随部队行动。部队从武城县曹寺和夏津县渡口驿过运河，当晚先袭击了小张庄、渡口驿、胡官屯等敌据点。之后，部队转移到刘堤、三十里铺、温辛庄、后籽粒屯一带，袭击了张官屯伪据点，俘敌70余人。部队在卞官桥遭300余日军的包围袭击，一位副营长中炮弹牺牲。十九团一营在邹国厚率领下由西门突围后撤回运西；骑兵团和鲁西大队在李力、夏祖盛率领下由南门突围转移到齐河、禹城一带。10月底，运东地委、专署机关随部队返回运西。区党委于11月下旬召集运东地委和东进部队领导干部会议，总结了武装开辟运东的经验教训：一是对运东敌伪力量估计过低；二是对运东的基础工作估计过高；三是开辟敌占区不宜组织大部队。会议决定部队暂不再过河，运东地区仍然坚持地下斗争的方针。
冀南区部队武装开辟运东撤回后，运东地委成员先后从运西回到运东的夏津、高唐、恩县、平原等县，深入基层，开展工作。为加强运东与运西根据地和冀南区党委的联系，护送干部，传递文件和情报，运东地委建立了从高唐到运西根据地的3条地下交通线：一条是北线，通过夏津县八方塔村王金城、小李庄李绍瑞，从梁院过运河到运西；一条是中线，通过夏津县夏庄夏河宽，从渡口驿过运河到运西；一条是南线，通过夏津县白杨庄张杰三穿临清县过运河到清河县。
运东地委在主要精力为开辟运东开展工作的同时，运河沿岸的对敌斗争更加活跃。1941年10月11日晚，冀南军区七旅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和军区特务营、六军分区部队，在武城县大队配合下，向武城县城发起进攻，11月3日战斗结束，共歼灭日伪军310人，活捉日军1人。12日，驻德州之敌增援武城，途中遭八路军的地雷轰炸，炸毁汽车一辆，敌人退回德州。13日，二十团采用地下挖洞装炸药起爆的方法，将武城县刘官屯、武官寨、河西街（现属河北省故城县）3个主要敌据点炸毁。3天战斗，八路军以伤亡8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人150余人，生俘日军1人、伪军296人，缴获308支枪，毁敌汽车4辆，给敌以致命的打击，武城县河西地区遂成为冀南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活动根据地。
1941年11月，冀南区党委和行署决定将运西与运东沿运河分开，在运西建立冀南区六地委、六专署，辖武城、清河、故城、冀县、枣南等县。赵一民任书记，吴罡任组织部长，王东宁任宣传部长，潘景章任社会与敌工部长，程茂轩（后为孔空）任秘书长，郭鲁任六专署专员。为了加强运东敌占区党的工作，运东地委继续保留，由六地委代冀南区党委管理，撤销运东专署。地委书记杨中一，组织部长陈达，宣传部长陈剑，敌工部长庞钧，辖恩县、夏东、夏西、平原、高（唐）北、高（唐）南等县和禹城县济临公路以北部分。在敌占区的运东地区，抗日军民主要以武装工作队的形式与敌进行灵活的游击战。陈剑在地委创办了《党刊》和《战报》，亲自撰写文章，鼓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为再创运东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1942年3月，冀南区党委召开了10余天的运东地委及所属各县委的负责人会议，讨论运东的形势、任务、工作方法和政策等问题。区党委宣传部长王任重要求运东各级党组织继续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避免急躁情绪。
1942年8月，为打开再辟运东根据地的局面，冀南军区七旅十九团团长黄光霞、政委周发田率3个连到夏东、武城、恩县、平原一带活动，夜袭了恩县县城。10月，六地委书记文建武主持召开会议，再次研究武装开辟运东问题。11月，运东地委书记杨中一带领陈达、陈剑、刘子蔚到六地委汇报运东工作，六地委决定先以大部队攻打靠近运西根据地的夏津，再派精干的武工队开辟运东。年底，冀南军区一部驻进清河县连庄镇待命；十九团参谋长张振华潜入夏津县城，与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王光照联系，侦察掌握了日伪军的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等情况；夏西县委派地下党员王静异三进县城搜集情报，并绘制了地图和日伪军布防图；夏东、夏西县委领导各区建立了小型武装工作队，配合当地党组织征集到10余大车粮食，贮藏在王卞庄、张官寨、张堤口等村，以备开辟运东的冀南部队军用；运东地委还派敌工干部王光照、鲁西大队连级干部李诚到平原五区，帮助地下党组织做好策应八路军部队打回来的准备工作。
1943年1月28日傍晚，冀南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率十九团、二十一团及鲁西大队，在毛店附近踏冰过河，午夜赶到夏津城，迅即发起攻击，全城除伪县政府和日军司令部外，均被八路军占领，毙俘敌人近200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100余支，战马30匹，还打开日伪监狱，解救出被关押的抗日军民。攻城部队拂晓撤到大李庄、胡官屯休整，后返回运西。这次战斗，震慑了敌人，扩大了影响，打开了重辟运东抗日根据地的局面。
按照重辟运东的既定部署，2月，冀南区党委、冀南军区和六地委、六分区，从部队和地方抽调一批干部，组成了以十九团党总支书记宋东旭为队长、十九团政治处主任王大华为政委的武工队（下分手枪队、长枪队、坐村队），渡过运河进入运东地区，进行持续武装开辟运东根据地工作。武工队先到了恩县三区和四区一带，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坐村”和昼伏夜出、封锁院落的方式，开展群众工作、对伪军、伪属工作，以及对道会门及其他社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并利用群众春节走亲拜友的机会扩大宣传，进而开展武装斗争。同时，开展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和反奸反霸斗争。在此基础上，恩县二、三、四区于6月建立了抗日政府和游击队。接着，武工队把重点转移向恩县一、五区，平原五区，夏津四区，高唐六区和武城县南部等五县交界地带，扩大开辟根据地。7月，十九团3个连改番号为运河大队，与以高震为队长的另一支武工队先后进入运东地区活动。这几支八路军队伍紧密配合，连续打击高、恩、夏、武之敌，攻克日伪军据点多处。至此，八路军部队成功地开辟了运东。
八路军开辟运东的成功，使抗日战争初期的高、恩、夏、平、禹边区根据地在北部更加扩大地恢复起来，运东地委领导的抗日斗争逐渐活跃起来。1943年3月，恩县县委成立恩县县大队，县委书记李学实兼任指挥长，于冠群任副指挥长，尹文昌任大队长。同月，为加强恩县西部党的领导，运东地委在四屯、西王屯成立了恩西工委，由万里（原名刘长征）负责。工委在这一带积极发展党员，巩固和提高现有组织，扩大建立抗日根据地。6月，恩西各区区委建立，工委撤销。9月，冀南六地委和六专署决定在恩县设立运东办事处，刘子蔚任办事处主任，在运东地委的具体领导下，负责运东各县的政权建设。同时，成立了恩县抗日政府，刘子蔚兼任县长。秋天，恩县县委争取了大兴庄黄沙会200余人参加抗日队伍，编为县大队独立营，尹文昌任营长，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
同年10月，运东地委将夏东县委与夏西县委合并为中共夏津县委，陈剑任书记，李英豪任组织部长，夏河宽任敌工部长。运东地委书记杨中一和副书记赵榕去北方局学习，庞钧代理地委书记。夏津县委书记陈剑到冀南区委党校整风学习，纪照青任书记，县委机关驻夏恩交界的郎寨、张庄、肖里官屯一带。10月10日，运东地委代理书记庞钧召开运河大队大队长宋东旭、夏津县委书记纪照青等人参加的会议，决定进攻夏津之敌，扩大运东根据地。会后，宋东旭率运河大队，高震率武工队以及十九团14中队和15中队分别进入夏津大部地区，以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术，到处给予夏津日伪军以打击。14、15中队在大李庄反击伪军500余人的包围，毙敌70余人，缴获轻机枪、掷弹筒、步枪等一大宗。其后，十九团14中队配合高震的武工队击溃了到蔡庄抢粮的顽匪张栋臣部，俘敌40余人。14中队还设伏于郑庄，对伪县大队长杨英贤（外号“杨老鹰”）率领的“清剿”伪军发起攻击，杨英贤被击落下马逃命，14中队缴获战马7匹。12月，在夏津县委的统战工作下，武城伪三区自卫队长李凤仪率队反正，和由高震率领的武工队、夏津党组织合建的20中队合编为夏津县大队，李凤仪任大队长，纪照青兼任政委，高震任副政委。夏津县大队的建立，标志着运东根据地扩展到夏津北部。
为了开辟平原，1943年4月，运河大队民运干事赵力毅和运河大队13中队中队长宋玉文率一排到平原腰站一带侦察敌情。8月，马神率13中队回到平原五区，首先在腰站街镇压了顽匪邓协臣部的“秃二坏”、“三牦牛”，接着在土屋、张华伏击了日伪军，攻克了范庙据点。冀南六专署在腰站、沙庄一带建立了平原县抗日民主办事处，崔兴明（张志坚）任主任。冬天，运东地委从恩县迁至平原五区黄庄，同平原县委、县抗日民主办事处同住一村，领导当地党的建设和地方抗日武装的建立发展。稍前，运东地委还在恩县陈庄、林庄、刘庄、李庄和马庄一带兴办了党训班，对运东部分党员进行了基本知识、保密和革命气节教育，为运东抗日根据地的扩建与发展进行了组织与思想上的工作。
在冀南区党委和六地委直接领导下的武城县，配合八路军再次开辟运东，对敌斗争加紧展开。1943年1月20日，冀南六分区以5个连的兵力攻克甲马营敌据点，歼敌200余人。3月22日，六分区部队攻打旧城，毙伤和俘虏日伪军数十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营救出了被捕的抗日人员。同日，八路军武工队长枪队在小史庄同武城、恩县日伪军展开激战，指战员以一当十，顽强战斗，毙敌30余人。经连续的对敌袭击，武城敌占区一块块被夺回，与运东根据地成线成片地联在一起。
冀南军区部队重新开辟运东，恢复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使敌占区大片变成游击区。向西与冀南区党委、军区、六地委所在的运西根据地相沟通；向东到津浦路，能与冀鲁边区的部队取得联系；向东南接近齐、禹、茌边区；向北逼进德州，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清乡”、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运东抗日军民在艰难困苦的阶段逐渐打开了抗日斗争新局面。
二、加强政治宣传攻势，分化敌伪
日本侵略军侵占津浦铁路以西的德州各县之后，网罗伪军为爪牙，扩大占领兵力。1942年底到1943年初，由于太平洋战争吃紧，日军部分兵员南调，即搜罗流氓、兵痞，强征贫苦农民，扩充伪军队伍。驻临清的国民党山东省第四专署专员刘振策，也指示驻平原、高唐、夏津、恩县一带的杂牌军公开投日，与日军沆瀣一气,把持在各据点，妄图抵制八路军开辟运东，封锁抗日军民。
争取与瓦解伪军，对支持运西根据地的斗争，恢复和开辟运东游击根据地，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封锁十分重要。按照冀南区党委的指示，运东地委和各县县委都建立了敌工部和武装敌工站，重点做争取、瓦解伪军工作。
首先，展开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1942年至1943年，连续发动了6次“中国人民大团结、反奴化”运动。采取张贴布告、印发传单和小册子、画漫画、编歌谣、写信等，向伪军广泛宣传。抗日武装还到各据点或炮楼下给伪军上“夜课”喊话，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伪军要“身在曹营心汉”，“今天回头还不晚，莫等将来后悔难”，“赶快立功折罪，免得抗战胜利后算总帐”。
其次，开展“黑红点”活动。即某伪军做了一件有利于抗战的事，就在他们的名下点上一个红点；若做了与抗日军民为敌的坏事，则点上黑点，以备在反攻时对他们算总账。还通过向有悔过立功的伪军发“回心抗战证”、“公民证”，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争取瓦解伪军。地、县委敌工部还选派得力干部，打入伪军内部，收集敌人情报，相机对伪军做策反工作。在这条危险严峻的对敌斗争战线上，有许多党的干部光荣牺牲。如夏津县委敌工部长张道兴，平原县委打入在沙庄敌据点的李德明，恩县县委敌工部打入会道门做工作的张波涛，都为在敌人内部进行斗争而献出了生命。
经过强大的政治攻势，许多据点的伪军转向同情抗日；一些与日军矛盾较深的伪军，开始倾向八路军。对于这些伪军，党的政策一般不要求他们马上反正，而要求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样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对抗日斗争更为有利。因此，各县敌工站与他们建立秘密联系，与许多据点建立了可靠的内线关系。这些内线关系表面上与日军虚与委蛇，却经常暗中掩护抗日部队行动，提供日军军事情报，护送伤病员等，为抗日斗争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在争取伪军的工作中，党的政策：对于一般伪军尽量既往不咎，而对顽固与人民为敌、死心踏地为日军卖命的首恶分子，则坚决予以打击。不这样，正气就难以伸张，伪军中的进步分子就会畏缩，动摇分子就难争取。在除掉首恶分子过程中，首先做宣传工作，对其罪行予以揭露并警告，除掉后贴出布告，在基础好的地方甚至开群众大会公审，以教育伪军，鼓舞群众。如武城县敌工站与县大队1943年秋处决了伪武北办事处主任、铁杆汉奸吴瑞符，12月处决了河西街伪中队副王某。1944年1月，在饶阳店除掉了伪中队长陈信三。齐河县于1942年8月，将叛变投敌的刘玉才捕捉，公审后处决。1942年10月，齐禹县三区队副队长白光，化妆进入焦庙敌据点，活捉了敌特务队长孟超。平禹县委还于1943年除夕镇压了20余名匪特。锄奸斗争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震慑了敌人，鼓舞了抗日军民抗日热情和胜利信心，使艰难困苦的斗争形势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三、发动群众，战胜严重灾荒
在遭遇日伪杂顽军敌祸的同时，运东地区又迭受罕见的天灾。1941年至1943年上半年，整个华北地区大旱，鲁西北的旱灾特别严重。1941年春夏无雨，全年降水量300毫米，霜又早降，在靠天吃饭的低下生产条件下，庄稼普遍无种无收；1942年连续150天无雨，河道干涸，土地龟裂；1943年从年初到8月持续旱灾，有些县玉米没长棰，高粱未抽穗。持续严重的旱灾，引起饥荒蔓延。群众大都缺粮断炊，机关部队供应严重不足。灾区人民普遍以糠菜代食，以树叶树皮、草根籽充饥，几乎所有树木叶子和树皮被采光、刮光，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卖儿卖女卖妻的更到处可见。许多人变卖房产下关东等地逃荒，未逃的人也面如土色，骨瘦如柴，丧失劳动力，很多人在整日昏睡中死去。有的村死了人都无力掩埋。运东大地几乎户无炊烟，一片荒凉。
在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下，日本侵略军对运东人民的经济掠夺愈加严重。到1942年底，游击区有90%以上的地区遭敌掠夺。敌人掠夺的花样翻新，除每年的钱粮税赋外，还有什么“户口税”、“牲畜税”、“门牌捐”、“居住证捐”、“电杆费”、“护路费”、“照像费”等等，五花八门，不胜其多，敌人每年从冀南搜刮去的款项达20亿元。此外，敌人对运东劳动力也惊人地强征掠夺，劳动力平均有五分之一的时间被征，为敌人修路、筑炮楼、碉堡，还有的被抓去东北或日本做劳工。盘踞在运东地区的齐子修、张栋臣等股顽军，与敌呼应，到处游荡抢掠，使挣扎在生死线的群众更是雪上加霜。敌人封锁、掠夺，战争的消耗破坏，使原有社会积蓄大部用尽，劳动力枯竭，是加剧大灾荒的祸根。
1943年8月，酷旱后连降大雨，致成秋汛。日本侵略军却利用秋汛作武器，妄图割断运东地区与运西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毁灭抗日根据地。9月27日，日军竟在运河和陆地播撒了霍乱病菌，并在临清大石桥、夏津渡口驿等运河险处破堤决口，致使洪水泛滥，一片汪洋，被淹死的人畜顺水漂荡，霍乱病菌四处传播。武城、夏津等县大部分土地成为水泽，农民千辛万苦点种上的庄稼淹没水中，致使百姓无粮无房，霍乱病流行，死难群众，难计其数。
在极为严重的连续灾害面前，运东地委在领导抗日军民坚持对敌斗争的同时，将抗灾救灾作为一项极为紧迫的中心任务。各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自觉响应冀南区党委的号召，在每日供应4两小米、8两花生饼的情况下，每人每日节约2两米捐助灾民，同时严格执行不与民争食的纪律，哪怕是几株野菜、几片树叶也不争。地委和各县县委在小片根据地和游击区大力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成立以农会会员、妇女会员为主的互助组，因人制宜、等价交换，灵活组织从事农业、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利用运东地区有存棉、盐碱地多的实际情况，开办小作坊，纺线织布、熬硝淋盐，到灾害较轻的地方去换粮，尽最大努力救灾救荒，恢复农业生产。
同时，运东地委还组织各县普遍开展借粮运动。地主富户大多有存粮，有的地主豪绅还借灾害之机，以粮食廉价换取农民的土地和财产。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的党组织以“团结抗战、一致对敌”为原则，由抗联、农会出面，抗日政府调解，组织群众同地主协商借粮。禹城等县有的开明士绅组织了“慈善会”，向贫困群众献粮，农会主任领头写借条，保借保还。武城等县还召开开明绅士座谈会，动员地主拿出存粮借给灾民，“同舟共济，借粮保还”。对借粮讨价还价的地主则进行批评；对顽固的存粮大地主，农会或群众代表小组则率众登门说理，不借粮不散，甚至要他管饭；对因不满而沟通敌人报复者，抗日武装则依法追究。借粮运动缓解了群众灾难，较为普遍地发动了群众恢复生产。
在粮食极端紧缺的灾难日子里，运东地区人民勒紧腰带，心中装着饿着肚子抗日的战士。如夏西县委在1942年最困难的日子里，组织城北一带游击区的群众为八路军集粮，在武工队的掩护下，征集到10余大车粮食，贮藏在王卞庄、蔡庄、张官寨、张堤口等村，以备开辟运东的冀南区八路军部队食用。当地党组织和坚定的贮粮户，对这些极为宝贵的粮食以生命来保护。顽匪张栋臣部听到风声，纠集顽匪到蔡庄企图抢粮，冀南军区十九团14中队与高震率领的八路军武工队将其击溃，俘敌40余人，保住了军粮。在艰难困苦中，武城县干部与部队实行定量供给，自己开荒种田，带领群众生产自救，节省出近5万斤粮食支援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
四、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诉苦斗争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在农村发展统一战线和发动农民抗日的重要措施。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后，为调动广大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战胜自然灾害，团结各阶层坚持长期抗战，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并领导贫苦农民开展反霸诉苦斗争。
抗战初期，运东地区封建的阶级关系仍处于严重对立状态。运东地区中小地主比较多，他们以较少的人口比数，占有较大比数的土地，广大的贫苦农民普遍缺乏土地，不得不靠租种地主的土地来维持最低的生活需求。
地主剥削农民主要靠出租土地。出租有死租、活租、小种等形式。把土地长期租给农民，地主不管投入产出，不管年景好坏，完全按约定租率收取定额地租，租户往往要将半数收入交给地主，歉收年份则所剩无几，这是死租，又叫大种地。活租是地主租给农民耕种，投入完全由农民负担，收获后分成，一般为地主分30%。还有的活租佃户只投入劳动力，地主投入物资，一般二八分成，地主占收成的80%，这种活租又称为小种地。各种形式的租地除交租外，还要给地主出劳役，打更护院，打杂、干零活，都无工钱。
地主对雇工的剥削更重。1941年，长年雇工年工资为30至82元，折米75至200斤。妇女雇工仅十几元至20元。对于临时雇工仅管饭吃，有的饭也不管饱。1942年，夏津有的农民给地主铡草，不仅没有工钱，甚至要自带半日熟食。
放高利贷是地主盘剥农民的另一种形式。农民遇有困难，被逼向地主借债。尤其是遇灾荒年歉收，承租地主土地的佃户无法交齐地租，只好负债。借、欠之债，三分利息，按月结算，利息成本金，越滚越多，一年下来，利息是本金的几倍。一年还不清，就导致年年还不清，甚至几辈都还不清。还有一种“放青”的实物债，即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地主借粮，几个月时间就要成倍偿还。为偿还钱粮债务，不少农民失去土地。特别是在1941到1943年的特大灾荒之年，卖光土地的农民比比皆是。有的地方一斤粮食就换两亩地，一处宅院仅抵几斤粮，广大贫苦农民在生死线上挣扎。
抗战初期，党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主要侧重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对农村中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暂未作为主要矛盾来解决，只是在提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实行合理负担，共同抗战的前提下，减少地主与农民的磨擦，改善劳动条件。1940年下半年卫东根据地丧失后，党组织转入地下斗争，各县成为敌占区或游击区，党组织和地方抗日武装只是对通敌作恶的地主予以打击，把他们囤积的粮食分给贫苦百姓，留其一部分充作公粮。
1942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减租减息政策。运东地区反“扫荡”之后，在抗日根据地的小块地区范围内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1943年八路军重新开辟运东抗日根据地之后，地方党组织在不断巩固、发展根据地中，广泛动员群众生产救灾、积极抗战，逐步开始了减租减息和反霸诉苦斗争。1943年夏，齐河、齐禹、河西①三县在冀鲁豫一地委的领导下，实行“土地回赎”，秋冬开展反贪污、反黑地、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反霸诉苦和合理负担运动；1944年3月，冀南六地委和运东地委领导恩县、武城、夏津等县工作基础较好的县，发动群众，开展反奸诉苦、清匪反霸、雇工增资、减租减息斗争。6月，又发动农民进行清理借贷和赎回土地运动。1944年秋，齐禹县委根据冀鲁豫区党委的部署，进一步开展了增资反霸、回赎土地的民主民生运动。
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实行减租减息，一方面减轻地主的剥削，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一方面对地主交租交息，使地主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减租减息的标准是：“二五减租，分半减息，五一增资”，即按照抗战前租额减降25%；以一半为计息标准，分半减息；雇工工资按照战前标准增加20%。齐河、禹城等县则一律减租70%。
实行合理负担，即为保证抗日粮款的筹集，规定每人一亩免征地外，所有耕地按一点一的累进率计征负担，最高不得超过30%。抗日政府并根据土地肥瘠分等负担，在接敌区和敌占区也有负担义务，这样体现了中共中央制定的“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方针。
回赎土地，指在大灾荒中低价典卖的土地可以赎回。具体为：农民廉价卖给地主、富农、汉奸的土地，准许全部赎回；农民之间买卖的土地，高阶层的准许低阶层的赎回，阶层相等的可赎回一半；因债务关系而转卖的土地也可以赎回；有青苗的土地先归回原主管理，庄稼成熟后二八分成。通过回赎，灾民失去的土地又回到自己的手里。还规定因灾荒卖掉亲人者，买卖关系无效，可按原价赎回。
为配合实行减租减息，还开展了反奸反霸诉苦斗争。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大积极分子队伍，建立农会，选举村长，发展民兵武装，保障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对有民愤的地主恶霸，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诉苦斗争，消灭地主恶霸的剥削。
减租减息、反霸诉苦运动的开展，使农村土地关系发生了变化，削弱了封建剥削，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增强了抗战的实力。
五、实行精兵简政和党的一元化领导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精兵简政，即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提高战斗力；紧缩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力量，节约人力物力。精兵简政是中共中央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遇到较大困难时期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津浦铁路西各县在上级党政军组织领导下，认真执行了这一政策。
1942年初，冀南军区根据一二九师《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重新编制，精简领导机构，减少后方人员，充实战斗部队。1943年2月至7月，由于灾荒严重，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保存主力，将主力兵团外调，如把骑兵团、二十一团调给冀鲁豫军区，二十团调到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只保留7个主力团，在六分区只有十九团，七分区（1943年下半年由卫东地区和冀鲁豫三地委划给冀南的部分地区）只有二十二团，且每团减到3至7个连，十九团机关也暂时撤销。编余人员一部分充实地方工作。各县区游击队也大量精简，区游击队保持20人左右，县大队50人左右。正规部队精简充实到地方武装中，把八路军良好的战斗作风和经验带到地方，加强了地方武装的力量，增强了游击队的独立作战能力。
在部队精简的同时，党政群系统也进行了精简。冀南六地委、六专署和运东地委提倡一人干三人的工作，提高工作效能，裁减人员部分充实到县和基层工作。各县按照总人口的多少划为3个等级，然后按等级编制工作人员数额，减少脱产干部近一半，减轻了人民负担，提高了工作效能。
党的一元化领导，首先在冀南抗日根据地提出并完成这一领导体制变化的。针对冀南区“敌占区日益扩大，抗战区日益缩小”的严重局面，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明确指出：“正规军同志轻视地方武装的作用”，“党政军民的配合很差，这是影响对敌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一二九师于1941年12月29日就冀南1942年的工作方针发布命令，要求在“巩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占区群众工作”、“加强敌伪工作”三大口号下，“加强党政军民一元化的对敌斗争”。中共中央于1942年9月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示在全国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同级党政军民各组织间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
冀南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在精兵简政过程中结合进行的。首先对原来的机构进行了调整。冀南军区新七旅与六军分区合并，易良品任六分区司令员，六地委书记文建武兼任政委，夏祖盛任副司令员，董启强任政治部主任；郭鲁任六专署专员。并决定全区包括运东各县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兼任县、区游击队政委（指导员），各地主力部队、地方武装统一于各级党组织领导之下，走上了统一、协调的轨道。
齐禹县所隶属于的冀鲁豫区四地委、四分区，在1942年上半年精兵简政的基础上，于1942年11月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精兵简政结合起来，四地委、四分区与一地委、一分区合并为一地委、一分区；分区主要领导人参加地委常委，地委、县委、区委书记兼任军分区和县、区游击队政治委员。合并后的一地委书记石新安兼一分区政委，张耀南任一专署专员，刘致远任一分区（也称泰运分区）司令员。
精兵简政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的实施，适应了运东抗战形势的需要，加强了党的领导，减轻了人民负担，提高了战斗力，对于扭转困难局面，战胜灾荒起了重要的作用。
六、加强抗日政府的民主政治建设
1943年八路军冀南军区部队成功地再辟运东根据地之后，运东地区建立了各级抗日政权，注重加强了民主政治建设，团结各阶层人民结成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战和根据地建设。
运东（卫东）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抗战初期抗日民主政权。初建时有的是按照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对原国民党政权进行民主改革，变成适应抗战需要的抗日政权。如武城县和齐河等县，日军入侵鲁西北后，国民党县长逃跑后，共产党与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督察专员范筑先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在鲁西北特委和范筑先部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先后在1938年1月和3月成立了武城县、齐河县的抗日政府，并对原国民党区乡政权进行了改造；有的是在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如1938年11月在高、恩、夏、平、禹边区抗日根据地东侧，成立了高平禹边区抗日政府。1939年1月，在齐、禹、茌边区抗日根据地中心禹城八区成立了禹城县抗日民主政府。1939年9月，在高、恩、夏、平、禹边区的夏津县东靳庄，夏津县召开了各界人士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夏津县抗日民主政府。1939年11月，平原县成立了抗日民主办事处。1940年5月，武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运西抗日根据地的西里屯成立。各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在党组织活动基础较好的区成立了抗日民主区政府，并相应建立了村抗日政权。
第二阶段是随着重新开辟运东，一度失去的抗日民主政权再度建立。在首先开辟为根据地的恩县，于1943年夏成立了冀南区六专署运东办事处，为专署级的抗日政权，负责运东各县的政权建设和行政工作。同时，成立了恩县抗日政府。接着，平原县于11月建立了抗日办事处；夏津县于1944年春建立办事处。根据地各县的区、村抗日政权也相继建立。
抗日民主政权在抗战之初建立时，由于筹备时间短促，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尚不完善。1940年2月，山东分局规定各区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权，应尽一切可能，发动群众民主选举产生。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要求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左派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山东分局随后作出了《关于政权问题的新决定》。卫东地委（鲁西三地委）按照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领导各县在根据地召开各群众团体、各界人士和士绅代表会议，民主选举产生抗日政府。为适应当时国民政府的宪法规定，使抗日民主政府合法化，各县人民代表会议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称为“参议员大会”。武城县1941年7月还选举民主人士刘志真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参加了边区参议会。各县抗日政府在工作中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武城等县还在多变的战争环境中召开开明士绅座谈会，诚恳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改进政府工作，使民主政治建设大步推进。
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的民主建设，对村旧政权进行改造，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基础。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代表会议制，改造村政权，凡居住本村3年以上的、年满20岁的公民，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经过村民大会选举，选举村政委员会，使基层政权掌握在抗日民众手中。
运东根据地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不断加强民主建设，在抗日战争极为困难的恶劣环境中，发动组织群众为抗日出人出钱出粮，实行合理负担，组织抗日武装，普遍建立民兵组织，实行村庄自卫，并配合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对敌斗争；组织群众战胜严重灾害，生产自救；开展减租减息、赎地清债；推行冀南区银行发行冀南钞票，限制伪钞在市场的流行。各县抗日政权还健全司法、公安机构，调解民事纠纷，镇压敌特汉奸，安定社会秩序，有效地保卫了运东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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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西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隶属冀鲁豫一专区、六专区，区域分现齐河县仁里、潘店、赵店、马集等乡镇。1950年5月撤销，所辖区域大部分划归齐河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