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创建发展抗日武装，开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

                                                                                           津浦铁路东部分

       第一节 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

一、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救国军的建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从此，中国全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爱国热情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德州津浦路东各县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发出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召开，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了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宣告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着重大历史意义，对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起到了决定作用，中国革命的历史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撤出城市，迅速转入农村工作，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农村去，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政权。乐陵、宁津、庆云等县党组织在中共津南工委的领导下，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提出“有人出人，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口号，发动群众抗日，向当地的联庄会和豪门富户征集枪支，筹建抗日武装。一些早期的共产党员，利用集市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并邀请开明士绅商谈组织抗日救国会事宜，各县还相继建立了抗敌后援会。

7月中旬，中共津南工委召开会议，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决定所属各县普遍举行武装起义，津南工委负责人马振华和工委交通员邸玉栋分头部署各县党组织，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共产党员王俊峰、邸玉栋、傅炳翰、邢仁甫①注释（邢仁甫，河北省盐山县人。1908年出生，曾任冀鲁边区军区司令员，冀鲁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1943年叛变革命，1952年被人民政府镇压。）、张耀曾、刘子芳、崔岳南、吴耀南等四处奔波，发表抗日演讲，筹建抗日武装，并动员了当地的知名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周研波、崔吉章、李子英、杨铮侯、王立朝、王昭明等参加抗日斗争。乐陵县共产党员杜步舟，庆云县共产党员范普权、张岫石（又名张博），宁津县共产党员李广文、王见新、张策平、郑之英、张白水等都在积极活动，组建抗日团体。

7月14日晚，马振华、傅炳翰、邢仁甫、周砚波、杨铮侯、吕墨翰、王恩庆、王昭明等在盐山县李连家村开会。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国民党迫于广大民众的抗日浪潮已同意抗日，共产党由反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全国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经过工作，中共津南工委已掌握了崔吉章约60余人武装，还有张耀曾、王立朝、李子英90余人民团武装以及刘子芳50余的贩盐人武装。趁日军尚未到达，宜迅速成立公开的抗日组织，来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会议确定，以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做为公开的组织名称，同时建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与会人员还研究了组建武装后的枪支、粮饷问题。

7月15日，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在盐山县旧县镇北广场宣告成立。周砚波、王俊峰、傅炳翰、邢仁甫、刘子芳、崔吉章、李子英、杨铮侯、张耀曾、王立朝、杨铮江、吕墨翰等参加了大会。国民党盐山县长李天民做为统战代表也到会讲了话，并发给救国军小米一部，暂做军粮。会上，周砚波宣读了救国会、救国军宣言；邢仁甫讲了救国军的军纪、政纲；傅炳翰宣布了救国会和救国军领导人名单。其他发起人也作了简短的讲话。大会号召广大劳苦大众和各阶层人士联合起来，团结一致，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大会推举周砚波为救国会会长，傅炳翰任秘书长。救国会下设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粮秣委员会、后方家属优抚委员会及锄奸部。周砚波兼任政治委员会委员长，邢仁甫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曹培刚负责粮秣委员会，张耀曾负责后方家属优抚委员会，王俊峰任锄奸部长。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设立指挥部、政治部、供给处和卫生队。崔吉章任总指挥，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邢仁甫领导。救国军政治部长由救国会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周砚波兼任。杨铮侯任救国军参谋长，张耀曾任供给处长，杨正泉任卫生队长。救国会、救国军机关驻旧县镇。救国军下辖两个大队，崔吉章任第一大队大队长，李子英任第二大队大队长。至此，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正式建立。

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下设6个分会：盐山县的韩沙洲村为第一分会，杨马连村为第二分会，圣佛村为第三分会，孙家村为第四分会，李连家村为第五分会，沧县堤东村为第六分会。在中共津南工委组织下，各县党组织组建的抗日救亡组织，相继加入救国会。宁津县抗日救亡团体被编为七分会，盐山东部高湾、崔柳杨一带的抗日五人团被编为九分会，无棣建立十分会，新海县杨二庄建立十一分会，庆云县抗日组织被编为十三分会等。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成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随着规模的日益扩大，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改称华北民众抗日救国总会。各分会在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的基础上，筹集枪支，募集资金，发动群众自造土枪、土炮，发动青壮年报名参军，组建抗日武装。在华北民众抗日救国总会的组织和宣传鼓动下，整个冀鲁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

二、日军的暴行及民众抗暴斗争

1937年10月3日，日军占领德州后，一路沿津浦铁路南下，相继侵占平原、禹城、齐河；另一路由河北沧州顺公路向南进犯，先后占领庆云、乐陵、陵县、商河、临邑等县,各县国民党县长均携带款物仓皇南逃。日军每到一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当地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的灾难。同年10月4日，驻守在黄河涯一带的部分国民党爱国士兵袭击德州南许庄的日军，双方进行了激烈地战斗。拂晓前，国民党士兵撤退。5日，日军以搜查国民党伤兵为由，将许庄72名群众进行严刑拷打，并残忍地将他们全部杀害。10月6日，日军出动飞机轰炸庆云县城，炸死群众10余人，炸毁民房20余间。17日，日军数架飞机在临邑城上空盘旋、轰炸，炸死炸伤群众数十人，国民党临邑县政府、公安局警备队两院被炸毁。23日，日军入侵陵县城后，继续东侵，部队在凤凰店、小高家受到抗日军民阻击，日军进行疯狂报复，残忍地杀害凤凰店、小高家、李胡村群众300余人，烧毁民房1200多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凤凰店惨案。11月初，临邑县小王家村红枪会在地方民团、敢死队的配合下，袭击了陵县凤凰店日军军营。11月9日凌晨，凤凰店100多名日军直扑小王家村红枪会驻地，用机枪扫射，杀害红枪会会员48名。中旬，临邑二区乡农学校校长夏道云率领该区100多名群众，手持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在清凉店以北阻击沿临济公路南侵的日军，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冲散。同月13日，日军机械部队由惠民向济阳进逼，国民党韩复榘部守城御敌失利，弃城溃逃济南。傍晚，日军占领济阳县城后，用机枪扫射杀害未及撤离的守城军民2000余人。自次日起，日军屠城7天，又杀戮城内居民400多人，奸污妇女百余人，烧房550多间。29日，日军还在该县韩家、吕家河涯等村残杀群众百余人，烧房400多间，抢掠牲口2000头。同月25日，日军途径临邑牛角店抢掠抓人时，一村民将日军两支长枪丢在枯井里，并放跑了1匹战马。日军十分恼怒，于26日凌晨将牛角店村包围起来，进行惨无人道地报复性大屠杀，全村80余人被打死打伤。12月的一天，日军侵入临邑县岳店村后横行无忌，奸淫抢掠，群众奋起反击，打死1名日军。第二天，日军出动数十人，对该村进行疯狂烧杀，群众死伤数人，全村500多户民房被烧毁，1000余名群众无家可归。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和暴行，鲁北、津南各县党组织，迅速动员广大民众起来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担负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

三、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发展壮大

在津南工委的领导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不断扩大，各县抗日武装在县委组织下迅速发展。1937年8月13日，乐陵县的杜步舟和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周凯东在乐陵黄夹镇北街举起抗日义旗，组织抗日队伍130人，活动在乐陵乡村。接着宁津县的李广文、王见新、张策平、郑之英组织了100余人的武装到盐山县旧县镇加入救国军，编入二大队。崔吉章、刘子芳在旧县镇、堤东村一带分别组织了100余人的武装编入救国军一大队，邢仁甫、邸玉栋、张耀曾等到盐山县高湾村一带组织特务团。9月上旬，救国会、救国军负责人在盐山县圣佛镇召开会议，对救国军部分领导人进行了调整，马振华任政治部主任，王见新任政治部副主任，张策平任参谋长。

9月下旬，国民党山东省第五区（驻惠民）专员赵明远的副官刘景良带部分武装到旧县镇投奔救国会。10月初，因为救国军缺少军事干部，经救国会、救国军领导人研究，救国军总指挥部改为司令部，由刘景良任司令，仍受军事委员长统辖。

10月上旬，日军侵占盐山，随即兵分两路，向南进犯。一路经盐山、乐陵，一路经庆云、阳信，合围惠民。驻旧县镇的王昭明部和驻乐陵的王见新、张策平、郑之英部被敌人冲散。日军过后，救国军侦知敌人在乐陵城内只留下一个伪县长和几十名伪军，遂派一大队攻打乐陵城。伪军一触即逃，乐陵城为救国军收复。刘景良率救国军司令部随即进驻，并将救国军一大队改为一团，崔吉章任团长，傅炳翰任政治主任；二大队改为二团，李子英任团长，李广文任政治主任。10月中旬，各地组建的抗日武装向旧县镇、乐陵城集中。无棣石景芳、关星甫、丁润生等带领190余人到旧县镇编入二团。宁津张策平、郑之英等组织的第二批武装100余人也到旧县镇编入二团。乐陵杜步舟部200余人与盐山杨铁珊、王恩庆组织的武装合并，编为第六团，杜步舟、周凯东分任正副团长，张墨仙任政治主任。10月18日，邢仁甫、崔岳南、范普权、路牟班率新组建的特务团150余人到达乐陵城，路牟班任团长，马振华任政治主任。这时，救国军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1500余人的武装。

四、组织乡农学校武装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渐上升。沉重的民族危机，严重地考验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和紧急任务。中共山东省委于1936年9月30日制订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的宣传大纲，号召工农兵及各界民主爱国人士一致行动起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

1936年，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了扩大他的封建割据势力，拜梁漱溟为师，建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笼络人才，为维护其反动统治服务。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派”，主张“师统政治”，提倡“国有国学，省有省学，县有县学，乡有乡学”。乡农学校就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而建立的“政教合一”的组织。当时，鲁北多数县都建立了乡农学校，如乐陵县的东辛店乡农学校、商河县的龙桑寺乡农学校、阳信县的乡农学校等。

1936年暑假期间，韩复榘将山东省8个师范学校的应届生1000余人，集中到济宁训练6个月之后分配山东各地的乡农学校任职。当局制定的分配方案是每个乡农学校4个职务，即校长、教育主任、指导员和事务员。除此之外，还从韩复榘的军队里向每个乡农学校派1名军事教练。

当时，各地乡农学校的领导权被控制在区、乡政府和地主势力手里。他们借抗日之名，通过乡农学校发展自己的势力，以便加强对群众的统治。此时，国民党复兴社的CC分子，“乡村建设派”等各种政治势力也在乡农学校争夺学生。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山东省委和津南特委决定，尽力向“乡农学校、民团等派人，借以抓抢”，进而控制乡农学校，了解乡农学校周围的社会情况，把进步青壮年团结起来，发展壮大党的武装力量。

同年8月，中共乐陵中心县委根据山东省委和津南特委的指示，派县委委员钱杰东前往乡农学校任职。同年底，共产党员苏明在梁漱溟举办的乡村建设训练班受训后，被派到乐陵县东辛店乡农学校任校长。因该校在乐陵的三区，亦称第三乡农学校。

苏明来到乐陵县后，根据乐陵中心县委的指示，以校长的身份选任钱杰东为乡校教育主任，李××任指导员、李华亭任事务员，彭××任军事教练，齐临学任勤务员。钱杰东和苏明的分工是：钱杰东在党内负责与上级党的联系，行政上处理校内的日常工作；苏明在行政上分工对外并与上层联系，执行党交给的任务及有目标地培养党员发展对象。由于钱杰东和苏明的精心培养，很快在东辛店乡校发展事务员李华亭、勤务员齐临学，以及收发员和两个班长等一批进步教师、学生为党员，从而加强了第三乡农学校党的力量。

乡农学校自1937年春天开始训练壮丁，4个月为一期，每期40人，结业后仍回家生产。起初，当局规定抽调壮丁和枪支，都是按地亩分摊的，轮流抽调，因此，壮丁的成份很复杂。为了避免抽调地主富农子弟受训，从第二期开始，钱杰东和苏明根据党的“训练壮丁，掌握武装”的指示，决定将原来的规定变通为除枪支仍按地亩分摊外，壮丁可以按照地亩摊钱，雇人参加受训。这样一来，在第三乡农学校训练的学员中，绝大多数是中农和贫雇农。此后，钱杰东和苏明又根据党的指示，在学员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对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进行打击，为广大受压迫群众伸张正义，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七七事变后，钱杰东和苏明开始在乡校组建游击大队，准备抗击日军的入侵。

1937年9月，为了更好地开展鲁北的抗日斗争，中共山东省委派赵明新回鲁北，任鲁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他在商河、临邑、惠民几处乡农学校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发动抗日救亡斗争。10月3日，日军占领德州后，一路由沧州顺公路向南进犯，先后占领庆云、乐陵、陵县等县。一日，日军进犯乐陵三区，苏明率领乡农学校的游击大队利用乐陵县遍地枣林的天然屏障，伏击日军。他们发动群众一起设置路障，将农民耕地用的钉耙齿朝上密布在公路上，日军8辆装甲车经过时受阻。这时，乡校游击大队乘机向日军开火，日军慌忙从装甲车上跳下来，趴在公路两侧的路沟里仓促应战。战斗中，日军一辆装甲车被打中起火，被打死打伤数十人。由于乡校游击大队武器装备差，寡不敌众，天黑时撤出战斗，向阳信流坡坞一带转移。

10月上旬，日军进犯商河、阳信等地，赵明新带领200多名乡农学校学员及群众，破坏阳信县小姚家段公路、桥梁，阻止日军，宣传抗日，组织乡农抗日自卫队。11月10日，日军由庆云县境内渡过马颊河，驻扎在流坡坞以北三四公里的地方，准备第二天经过流坡坞南侵。11日，天刚拂晓，共产党员李健、冯鼎平等率领乡农自卫队埋伏在流坡坞村围子墙内。一支约400人的日军在飞机和装甲车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向流坡坞袭来。已做好战斗准备的乡农自卫队，在李健等的指挥下，居高临下，将一排排子弹射向日军。埋伏在公路以西张富头村的洋糊口乡农学校自卫队在王道和、薛汉三指挥下，也积极配合作战，主动打击日军。日军没有想到在这荒乡僻野竟受到打击，一面命令飞机在流坡坞上空狂轰滥炸，一面命令装甲车开足马力撞击流坡坞村围子墙北门。因自卫队的防守严密，北门始终未被攻破。于是，日军绕道攻破北斜大门，攻入流坡坞。当地的国民党保安营、警卫队见此情景，狼狈逃窜。乡农学校自卫队与群众一起，挥动长枪、大刀，端起土枪、土炮，奋勇杀敌。双方激战了大半个小时，终因寡不敌众，乡农自卫队主动转移。日军侵占流坡坞后，大肆烧杀抢掠，杀害群众达30余人。

日本侵略者因在流坡坞受挫，未敢久留，继续南侵。夜晚，主动撤退的乡农学校自卫队员，陆续来到预定的会合点—商河、阳信、惠民三县交界处的八里泊。12日，赵明新也赶来这里，召开党的紧急会议，研究今后行动的计划。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为了保存力量，继续坚持斗争，决定暂时离开八里泊，一部分党员带领乡农自卫队由商河县转移到无棣、沾化、阳信一带，秘密发展党的组织，扩大抗日队伍，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另一部分由赵明新、李健带领，同商河县党员和抗日武装一起，南渡黄河，与中共山东省委取得联系，开辟新的抗日游击战场。

卢沟桥事变前后，共产党利用乡农学校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因势利导，建立阵地，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组织和发展群众，训练抗日武装，并英勇地抗击了日本侵略军的进犯。这段斗争的时间虽短，但为正确地贯彻执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供了经验，同时也为后来抗日游击战争的全面开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节  中共鲁北特委建立和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一、中共鲁北特委②建立

1937年7月20日，中共津南工委决定工委委员王任重、王育民等赴延安学习，由工委书记赵博和委员马振华分别负责津浦路西、东两地区党的工作。9月24日，日军侵占沧州，10月3日德州沦陷，日军封锁了津浦铁路北段。

同年10月，由于抗日斗争的需要，以及津浦路东、路西两个地区党的工作联系不便等原因，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将河北省委领导的津南工委所属津浦路东盐山、沧县、宁津、庆云、乐陵、阳信、无棣、东光、南皮、惠民等县党的工作交给山东省委领导。中共山东省委派于文彬③于文彬，河南省息县人。1916年出生，1937年10月到冀鲁边区，任鲁北特委书记，1938年牺牲。）来到冀鲁边区，与中共津南工委负责津浦路东工作的马振华取得联系，建立了冀鲁边区统一的党组织——中共鲁北特委，于文彬任书记，马振华任组织部长，赵明新任宣传部长，邸玉栋为特派员,王俊峰为委员。鲁北特委的建立，统一了津南、鲁北地区党的领导，为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

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救国军的迅速发展，充分体现了边区人民反抗外族入侵、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强烈要求。但由于当时局势混乱，救国军在组建过程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些人怀着个人目的参加队伍，使救国军的发展受到影响。

1937年10月下旬，救国军在旧县镇、乐陵城一带集结后，内部即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投机革命的刘景良不愿受军事委员长邢仁甫统辖，企图夺取救国军的领导权。土匪出身的崔吉章怀着个人野心与刘景良互相勾结，企图架空邢仁甫。刘景良的行为，遭到救国军多数领导的抵制。邢仁甫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召开干部大会，严厉批评了刘、崔二人的错误行为。会后，一些干部曾建议撤销刘景良的职务，但由于未做具体安排，拖延数天，给刘景良以可乘之机。刘景良迅速将手枪队的人员换成自己的亲信，把司令部控制起来，并提出带三团攻打惠民城，要邢仁甫派兵配合。救国会和救国军领导人识破了刘景良妄图叛变的阴谋，遂将计就计，派李子英的二团跟随刘景良行动，密嘱李子英在途中将刘景良消灭，如不成功，即把他甩掉，将队伍带回。不料二团受了刘景良欺骗，未能按计划行动。部队到达阳信城后，刘景良带其亲信入城，即将二团置于城外驻守。这里环境复杂，土匪横行，与当地的党组织又无联系，部队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广文与李子英商量，趁黑夜将部队拉回。刘景良占据阳信城后，与国民党沾化县长梁建章勾结，建立了国民党山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其后任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从此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于文彬来边区后，针对救国军人员复杂，党的力量薄弱的情况，重点抓了党的组织建设。先是在各个连队建立党支部，积极发展党员，随后又于10月底在盐山县刘集村召开会议，围绕刘景良脱离救国军后的领导人选问题，开展了激烈的斗争。崔吉章妄图当救国军司令，独揽军队大权，但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于文彬作了《当前形势和团结抗日的问题》的长篇报告，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警惕有人闹宗派、搞分裂，使受崔吉章蒙骗的人受到了教育，挫败了崔吉章篡夺兵权的阴谋，保证了党对这支队伍的领导。会议一致选举邢仁甫为救国军司令，崔岳南为救国军政治部主任，于文彬为政治部副主任。救国会下设八大处，张岫石任书记处处长，宋萍任副官处处长，王仲兴任军法处处长，杨正泉任军医处处长，刘全禄任交通处处长，张耀曾任军需处处长，吕墨翰任兵械处处长，周凯东任参谋处处长。

三、两次重要会议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救国会和救国军成立的同时，各县土匪、民团、会门武装也趁机蜂拥而起，伪军、伪组织纷纷建立。救国军被限制在以旧县镇为中心的狭小地区，部队的给养发生困难。为了摆脱困境,1937年11月，边区党组织在盐山县卢少刚村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部队采取“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保护自己，发展壮大抗日力量。会议之后，救国会进攻盐山，攻打庆云，奔袭无棣，围攻乐陵，转战宁津、南皮，消灭了大批伪军，壮大了自己，站稳了脚跟，声威大振。

12月间，王昭明在庐山为救国军领来了“国民革命军敌后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以下简称三十一支队）的番号。为此，中共鲁北特委和救国会、救国军领导人在盐山县杨小营村召开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研究是否接受三十一支队的番号。大家围绕救国军的前途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认为接受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和委任既不会改变救国军由共产党领导的性质，又便于和那些思想上以国民党为正统的地方派搞抗日统一战线，决定改救国军名称为“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任命邢仁甫为支队司令，王昭明为副司令。三十一支队整编为一、二、三路和特务团，各路（团）设政治主任。第一路指挥刘子芳，副指挥郭盛云，政治主任周玉峰（关峰）；第二路指挥李子英，副指挥兼政治副主任姜清海，政治主任李广文；第三路指挥杜步舟，副指挥周凯东，政治主任关星甫、副主任张墨仙；特务团团长邢仁甫（兼），副团长路牟班（后为团长），政治主任马振华。（二）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会议决定:各路、大队、中队、小队都设政工干部，由共产党员担任。（三）计划攻打盐山城。

卢少刚会议后，被日伪军任命为“华北自治联军”副总司令的刘佩忱率1000余人由沧州南犯，夜宿望树镇北五铺、叶茂李村一带，准备进攻救国军。救国军司令部侦察敌情后，由六团、特务团的战士划分成若干小股武装，趁敌不备，夜间突然发起攻击，毙敌多人。但是，由于救国军战斗经验不足，各部之间不能相互协调，当敌人组织反扑后，数名战士不幸牺牲，被迫撤出战斗。这股伪军趁机插到乐陵城，守城的崔吉章部下率先投降，乐陵城失守。崔吉章带领几十人跑到惠民县清河镇，不久投靠伪“满洲自治联军”独立旅旅长刘芳庭，背叛了革命。其部中抗日分子不满崔的行为，又都设法回到救国军。崔吉章后被刘芳庭枪毙，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为了摆脱困境，提高部队士气，扩大三十一支队的影响，按照杨小营会议决定，司令部经过周密策划，于1937年12月下旬，三十一支队在盐山至庆云公路上的望树镇设伏，袭击日军吉普车，活捉日本顾问大盐谦治，缴获吉普车一辆，并在北芦村击退前来报复的日军，取得首次对日作战的胜利。三十一支队又于1938年1月下旬发动了对盐山城日伪军的围攻战，并采取了虚张声势、夜袭骚扰敌人的战术。白天，队伍分成若干小组，高举红旗，在盐山城周围村庄来回穿插，时隐时现，使敌人搞不清实际兵力；夜间，派出若干小分队，向城内打冷枪，投手榴弹，擂鼓呐喊，佯攻城池。几天下来，搞得敌人疲惫不堪。31日子夜，三十一支队攻进盐山城。歼灭日军20余人，伪军400余人，并活捉了叛徒王连璧。随后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建立了盐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委任周砚波为县长。当时正值春节，各村群众杀猪宰羊，进城劳军。数百名青年报名参军，部队士气空前高涨。

三十一支队占领盐山县城，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提高了部队的声望。但在当时环境下，固守盐山县城是不可能的。一是被赶走的日伪军不会罢休，再者原盐山县的保安队长刘彦臣带领的6个大队800余人就驻在离县城25公里远的高湾街。刘彦臣是盐山城里人，在当地有钱有势，也不会容忍三十一支队占领盐山县城。根据这种情况，于文彬等人提出“主动撤出盐山城，开辟新地区”的建议。由于部队乡土观念严重，许多人不愿意离开家乡，邢仁甫、周砚波等也不同意撤出，故未能通过于文彬的建议。

1938年2月7日，驻沧县的刘芳庭率800余人进驻盐山城西西三里、谢园、城北红庙等10余个村庄，准备向盐山城发动进攻。同时，刘彦臣也率队进至盐山城东南马牛、东三里村一带，企图坐收渔利。刘芳庭选择西南城角为突破口，以西城门为进攻重点，但因部下多是土匪，纪律涣散，虽然武器较好，但要攻下墙高沟深的盐山县城并不容易；而这时的三十一支队士气旺盛，斗志昂扬，凭借易守难攻的有利条件，用步枪、土炮、二人抬及自制的手榴弹打退了刘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至11日，战斗已进行了5天，盐山城虽未被攻破，但是三十一支队的物资消耗很大，弹药已经不多，如果战斗再继续下去，盐山城就有可能失守。三十一支队领导认为，与其把盐山城丢给刘芳庭，还不如让给刘彦臣。刘彦臣虽不是抗日武装，但他毕竟还打着抗日的旗号，还没有投降日军。把盐山城让给刘彦臣，既可以使三十一支队摆脱困境，使盐山城免遭屠戮，又可以团结刘彦臣，与之结成统一战线，有利于抗日。于是，三十一支队派人出城与刘彦臣谈判，当即达成协议：刘彦臣部进城，协同三十一支队抗击刘芳庭，击退刘芳庭后，盐山城由刘彦臣驻守。12日，刘彦臣率部进入盐山城，并调来地方武装仉鸿印、韩树元、左清甲、郝厚同等部参战。14日，刘芳庭骑马从西三里去红庙，被三十一支队战士李子歧从城墙上一枪击中腿部，落下马来。这伙土匪武装连日攻城不下，士气已十分低落，此时见指挥官败阵，树倒猢狲散，四处逃窜，各奔东西。刘芳庭只带不足百人的队伍逃往东北海堡一带。盐山保卫战终于取得胜利。经过这次战斗，三十一支队经受了考验，在当地人民群众中也树立了威信。

三十一支队按协议撤出盐山城，在叶茂李村休息10余天，又进至庆云城东南三马家，虚张声势，作出进攻庆云的假象，实则侦察无棣、阳信敌情。在中共无棣县委及石景芳、丁润生、关星甫等配合下，2月23日，三十一支队突袭无棣，占领县城，全歼伪警备队，俘伪县长，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并建立了无棣县抗日民主政府，委任邢朝兴为县长；3月下旬，三十一支队除留下第三路在无棣扩编队伍外，其余向西挺进，在庆云县板打营镇消灭反动民团100余人，缴枪100余支；解决南皮县董村、马村、王木匠村3个据点的数百名伪军，缴获枪支弹药若干。这时，留守无棣的第三路及新组建的无棣县大队也来到董村，三十一支队遂在董村进行休整。

4月6日，三十一支队进攻庆云。驻在庆云城的“华北自治联军”一个营，由于粮饷接济不上，靠抢粮度日，加之营长于之岩专横跋扈，引起部下不满。连长李栋臣看到三十一支队连战告捷，队伍壮大，遂派人和三十一支队联系，表示要立功赎罪，协助三十一支队解放庆云城。4月6日夜，三十一支队二路一营和特务团突击队赶到庆云，留一个连在鬲津河南岸待命，其余部队待城楼上李栋臣打出信号后，即拉开护城铁栏，架起云梯，登上城墙，在40余名伪军配合下，首先控制了东南、北两个炮楼，然后包围了于之岩部。于之岩见士兵哗变，大势已去，乖乖地缴枪，当了俘虏。部队又乘胜占领了庆云县政府，伪县长逃走。战士们打开监狱，放出无辜被抓百姓，又打开粮仓，将伪军抢来的粮食归还给群众。此战俘虏伪军200余人，缴枪300支，于之岩被公审处决。几天后，范普权、刘子芳率三十一支队第一路一部和新组建的九路、十路进驻庆云城，并建立了庆云县抗日民主政府，委任周砚波为县长。

5月上旬，三十一支队一路一部和二路、特务团从董村出发，突袭乐陵城，歼灭伪军近百人，缴枪200支，弹药若干。邢仁甫、崔岳南、杨铮侯等率三十一支队司令部和一路一部、二部及特务团进驻乐陵，建立了乐陵县抗日民主政府，周砚波任县长。

自1938年1月至5月，三十一支队东征西讨，取得了收复盐山、保卫盐山、攻打无棣、消灭板打营伪军、占领董村、夺取庆云、光复乐陵的胜利，初步建立了西至董村，东至庆云，包括盐山南部和乐陵大部的根据地。三十一支队连战告捷，在边区声威大震。边区青年纷纷报名参军，队伍很快扩大到近2000人，武器装备得到改善，战斗力大为提高。与此同时，三十一支队积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先后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由四路编为二十四路。为了和国民党顽军刘景良抗衡，三十一支队还与德平县④地方武装曹振东等组建的“抗日同盟军”结成友军，并派崔岳南到“同盟军”中工作，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三十一支队在战斗中求生存，在战斗中求发展，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四、河北省委派干部来边区

1938年2月，中共鲁北特委书记于文彬在盐山保卫战期间，因手枪走火而负伤，转移至崔口村医院治疗，3月终因医治无效而逝世。于文彬是冀鲁边区党组织的创建者之一，为冀鲁边区党的建设和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做出了贡献。于文彬牺牲后，中共鲁北特委与山东省委失去联系，马振华派政治交通员李广文去津浦路西，在景县找到了津南工委书记赵镈。经赵镈介绍，李广文又到天津，几经周折，找到了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姚依林，向他汇报了冀鲁边区的情况，要求派干部支援边区的抗日斗争。4月下旬，中共河北省委派杨靖远⑤、李启华⑥、史甄、赵焕文、吕器（又名杨希玲）5人来到冀鲁边区工作，杨靖远任三十一支队副司令，负责军事领导；李启华任三十一支队政治部副主任，主持地方党的工作。史甄、赵焕文、吕器暂在三十一支队政治部做宣传工作。这样，三十一支队又与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干部战士情绪高昂，信心倍增。杨靖远等到达边区后，加强了对三十一支队政治和军事的领导，同时也积极进行地方党组织的重建工作。

五、击退顽军的进攻，保卫根据地

三十一支队的迅猛发展，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为了控制共产党的活动，收编了冀鲁边区几股较大的地方武装，编为3个旅，并委任刘景良为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与三十一支队为敌。1938年5月，刘景良打着“恢复山东行政统一”的旗号，向三十一支队驻防的庆云、乐陵两城发动猖狂进攻。为了保卫根据地，三十一支队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的较量。

5月初，刘景良带领200余人进驻庆云城附近的大刘庄，准备进攻庆云城。杨靖远率一路一部、九路和十八路趁敌立足未稳，夜间突然出击，将刘景良打得措手不及，率部逃窜。中旬，刘景良又带一个旅的兵力侵犯乐陵城。邢仁甫率一路一部、二路和特务团坚守城池。刘景良久攻不下，加之其后方局势不稳，遂与三十一支队谈判。刘景良提出由他委派一名乐陵县长，执掌政事。邢仁甫答应了刘景良的条件，并提出乐陵县长要保证三十一支队军需，不干涉军事。之后刘景良撤兵。不久，经沈鸿烈批准，刘景良派牟宜之为乐陵县长。出乎刘景良意料之外的是牟宜之有爱国思想，受共产党影响，与共产党积极合作，坚持抗日，反对“磨擦”，同当地军民关系融洽。6月12日，刘景良纠集两个旅的兵力，兵分两路，包围庆云和乐陵城。刘景良为报前仇，亲率一个旅的兵力到庆云与杨靖远对垒。是日，三十一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李启华及赵焕文等人在去乐陵途中被刘景良部绑架。战士们怒火填膺，纷纷请战。夜间，杨靖远率一手枪队袭入刘景良司令部，活捉其参谋长以下官兵20余人。此时，刘景良更加恼羞成怒，强攻庆云城。三十一支队在以杨靖远、范普权、周砚波、刘子芳、张耀曾为首的守城委员会领导下，在庆云城群众的大力配合下，凭险固守，同时派出共产党员冯景恩到南宫县，向八路军冀南军区求援。战斗中，刘景良被击伤腿部，其部暂时后撤，另一路顽军仍然围攻乐陵城。

这时，八路军一一五师永兴支队和一二九师津浦支队跨过津浦铁路到达夏津县的消息传来，刘景良闻讯急将围攻乐陵、庆云的部队撤回惠民。7月5日，刘景良在八路军的威慑下，将李启华等人放回，三十一支队也将俘获的顽军官兵释放。

自1937年7月15日至1938年7月，救国会、救国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边区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粉碎日、伪、顽和各种地方反动势力的围攻，为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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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邢仁甫，河北省盐山县人。1908年出生，曾任冀鲁边区军区司令员，冀鲁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1943年叛变革命，1952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②鲁北特委又称冀鲁边工委
   ③于文彬，河南省息县人。1916年出生，1937年10月到冀鲁边区，任鲁北特委书记，1938年牺牲。
   ④德平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属冀南七专区、冀鲁边二专区、渤海二专区、渤海泺北专区。1950年5月划归德州专区，1956年3月撤销，所辖区域分别划归临邑、陵县、乐陵县。
   ⑤杨靖远，满族，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人。1902年出生，抗战初期来到冀鲁边区，曾任三十一支队副司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专员公署专员，1938年牺牲。
   ⑥李启华，曾任冀鲁边特委书记。离休前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